但是，如果只是这些，孙权心中的阴云仍无法挥去。鲁肃接下来的建议才让孙权豁然开朗。鲁肃提醒孙权：“现在为何不把周瑜叫回来商议？”孙权大喜，立即让人通知周瑜回柴桑议事。

在建安十三年（208）春天的讨伐黄祖之战中，周瑜担任前部都督，负责指挥那次战役，最后消灭了黄祖父子。之后，周瑜奉孙权之命到鄱阳湖训练水军。鄱阳湖那时叫彭蠡泽，在柴桑附近。接到孙权的通知，周瑜立即回柴桑来见孙权。《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孙权把张昭的话告诉了周瑜。周瑜不同意张昭的投降观点。周瑜说：

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

周瑜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与曹操一战的必要性及必胜的原因：第一，曹操是汉室奸贼，对抗曹操不是反对朝廷，反而是为朝廷除去奸佞，曹操自己送上门来，这正是大好机会；第二，北方现在并不平静，尤其关中方面，马超、韩遂是曹操的心腹大患，曹操不敢长时间在长江一线用兵；第三，曹军中最厉害的是骑兵，现在舍弃专长，来打并不擅长的水战，是弃本逐末；第四，现在正值冬季，粮草接济困难，而且长江一带又是瘟疫多发时节，曹操不顾季节不利，急于用兵，是将自己陷入失败境地。

周瑜的一番分析让孙权更增添了信心。周瑜不是盲目地为孙权打气，看来是做了周密考察，所提出的四点十分客观。周瑜认为三万人马就能破敌，这无疑让孙权久锁的眉头舒展了不少。《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孙权听完周瑜的分析，当即表态：“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孙权将自己与袁术、袁绍、吕布、刘表等枭雄并列，倒也不是自矜，他有这样的资格，只是这里丝毫不提刘备，显得不够公平。十三年前，曹操在许县与刘备煮酒论英雄，认为天下够得上英雄称号的其实只有两人，一个是曹操自己，另一个是刘备。至于孙权，那时还根本进不了曹操的视野。《江表传》记载，孙权马上再次召集众人，不再听取大家的意见，只宣布全力抗击曹操的决定。孙权还拔出佩刀砍向奏案，高声说：“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开完会，孙权和周瑜在当天夜里进一步商议了具体作战方案。周瑜提出：

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原将军勿虑。

周瑜认为曹操虽然扬言有水陆两支部队，人数多达八十万，但仔细分析也不过是二十多万，其中约十五万是自己带来的，荆州降卒有七八万。周瑜的这个分析是准确的，作为孙吴的主要军事将领，他平时不可能不注意搜集敌人的情报，周瑜对曹军人数的判断应该是建立在一定的情报线索基础上的，因而更准确。周瑜还提出，曹军是一群疲病之卒、狐疑之众，人数虽然占优，战斗力却不怎么样，只要五万精兵，就足以打败敌人。

对照周瑜的两次谈话，虽然只隔一日或至多数日，但有一处不同，那就是抗击曹操所需的兵力。在前一次谈话中，周瑜表示三万人马就够了，后一次谈话则提出需要五万，这显示出周瑜对当年局势判断的谨慎：曹操即便只有二十万，用三万人去对抗，兵力也过于悬殊了。《江表传》记载，听完周瑜的分析，孙权拍着他的背说：

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www.daowen.com)

子布是张昭，文表是谋士秦松。相较于张昭，秦松在后世几乎默默无闻，但在当时是足以与张昭和张纮并列的人。《三国志·张纮传》记载：“初，纮同郡秦松字文表，陈端字子正，并与纮见待于孙策，参与谋谟。”《三国志·陆绩传》也记载：“孙策在吴，张昭、张纮、秦松为上宾，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秦松在后世知名度不高，一个原因是“早卒”，另一个原因恐怕与他“投降派”的经历有关。

孙权的这段话中也留下了一个小争议，那就是孙权竟六次自称“孤”，似乎不符合人们对“孤”的理解。如前所述，“孤家”“寡人”不仅是帝王专属的自称，有爵位的人也可以自称“孤”。但问题是，曹操、诸葛亮自称“孤”时都有爵位在身，而直到赤壁之战时孙权一直没有爵位。孙策受封为吴侯，这个爵位后来由孙权的弟弟孙匡承袭，孙权的第一个爵位是武昌侯，那是赤壁之战结束十多年后的事了。孙权在这里称“孤”，唯一的解释是《三国志》用了委婉的写法，用的是孙权称王称帝后的自称，这种情况在史书中也是存在的。

现在，孙权告诉周瑜虽然五万精兵难以马上集齐，但已经有了三万人，船粮战具都已准备好，你们先出发，随后调集人马，准备物资，做你们的后援。孙权还说，你能打赢，就打；打不赢，你就撤回来，我亲自上！古代的君王送主帅出征一般会说“我就这点儿家当，全交给你了，你可得努力杀敌呀，先别打败仗啊”，孙权却不这样说，他是在给周瑜减压。

孙权随即发布命令，任命周瑜为左都督、老将军程普为右都督，二人的职务相当于“前敌总指挥”与“前敌副总指挥”，鲁肃“助画方略”，相当于参谋长，率三万主力沿长江西进，迎击曹军。周瑜手下的主要将领包括丹阳郡都尉黄盖、承烈都尉凌统、长水校尉孙匡、当口县令甘宁、横野中郎将吕蒙、中郎将韩当、奋威校尉全琮、督军校尉吕岱、征虏将军兼豫章郡太守孙贲、竟威校尉陆逊、武猛校尉潘璋。担任后勤保障的是扶义将军朱治、裨将军兼彭泽郡太守吕范。以上阵容基本囊括了孙吴军队的精华，他们中间有多位在孙坚时代的老将，资历老、威望高、作战经验丰富。但从军职来看，他们的职务普遍不高，孙贲、朱治、吕范等人有将军的名号，其他的以校尉、都尉偏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孙吴集团总兵力有限，军职与部队编制是相关联的，人马太少，将领的军职自然不会太高；二是孙权本人目前也只不过是一名讨虏将军，跟于禁、乐进、张辽这些人差不多，这限制了孙权手下将领们的军职。周瑜此前的军职连偏将军都不是，所担任的中护军属于临时性安排，正式的军职仍是中郎将，赤壁之战后周瑜才升任偏将军。

都督是古代的武官名，最初是监督军队之官，汉光武帝建武初年征伐四方，在出征时暂时设置督军御史以监督诸军，回师后则罢。汉末时，都督开始大量使用，与传统“四征将军”“四镇将军”“四平将军”以及杂号将军、偏将军、裨将军不同，都督更具有灵活性和临时性。这时的都督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所谓都督区的负责人，都督区可大可小，大的有两三个州，小的只是一个军镇；另一种是临时的军事负责人，如周瑜担任的左都督、程普担任的右都督。孙权很喜欢任命都督，有人把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并称为孙权的“四大都督”，但据史书记载，只有陆逊先后两次担任过“大都督”，一次在夷陵之战中，一次在石亭之战中，包括周瑜在内的其他人都没有担任过“大都督”。孙权任命周瑜为都督，可以让他以较低的军职来统率较高军职的将领，体现出其按实际需要灵活用人的特点。

在孙吴集团内部，张昭等人主和，周瑜、鲁肃等人主战，形成了“路线之争”。主和派多属江东本土派，土生土长，家族、财产都在江东，最不希望江东燃起战火，只要能保证江东不生灵涂炭，他们并不在乎谁是江东的主人。除此之外，战与和的分歧还与孙吴集团内部的权力格局有关。孙权接班时，由孙坚缔造、孙策发扬壮大的江东孙氏集团已人才济济，形成了老、中、青三代搭配的阵容。这里的老、中、青三代可以不从年龄角度去理解，而从他们加入孙氏集团的时间进行区分：在孙坚时代便加入的人可看作“老一代”，孙策时代加入的视为“中一代”，而孙权接手后，培养、提拔的为“青一代”。“老一代”包括程普、吴景、孙贲、孙河、徐琨、黄盖、韩当、朱治等，他们在军中威望很高，孙权也很尊重他们，但他们担任的实际职务高低有别。其中，程普虽然不是军职最高的将领，但年龄最长、资历最高，是军中的灵魂人物。“中一代”包括张昭、张纮、周瑜、蒋钦、周泰、陈武、董袭、吕范、凌操、太史慈、贺齐等，其中张昭和张纮是文士，其他多为武将，这些将领多是孙策重新起兵后追随他的，都是猛将，作战勇敢，有的参加了孙策平定江东诸郡的战役，有的长期任职地方，平复叛乱，屡立战功，是江东军队的中坚力量。孙权掌权后，除了重用父兄时代的旧部，更注意发现和培养新人，除鲁肃、诸葛瑾外，还有吕岱、吕蒙、徐盛、潘璋、骆统、朱然、是仪、胡综、朱桓、步骘、陆绩、陆逊等，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密集的阵容迅速崛起，成为孙吴事业的骨干力量，属于“青一代”。

孙吴集团的这种“代际”划分虽不是刻意为之，却是客观存在的。以鲁肃为例，当年由周瑜介绍给孙权后，鲁肃立即受到孙权的信任，孙权对鲁肃的重视曾让“中一代”的张昭感到不满，张昭经常责怪鲁肃不能礼让下士，对他非议很多，认为鲁肃年轻、经验不足，不能重用。《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但孙权不听，对鲁肃更加倚重。孙权是一个兼容并蓄的人，但潜意识中对人难免也会有所区分，孙权对“中一代”的周瑜等少数人及“青一代”更加重视，而周瑜及“青一代”将领也普遍士气更高，战斗意志更强，与孙权也更能形成荣辱一体的情感，他们构成了“主战派”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