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诸葛亮赴柴桑缔结孙刘联盟之前，先说说曹操方面的情况。曹操在当阳打败刘备后迅速率兵直指江陵，江陵即今湖北省荆州市，是当时长江中游的一处军事重镇，是刘表的水军基地和后勤基地。同时，荆州的江南四郡一向视江陵为风向标，江陵在谁手中，他们一般就会依附谁。刘表在江陵有大量驻军，但既然刘琮已降，这里便不会发生激战，曹操顺利占领了江陵。

至此，曹操南征荆州之战初步告捷，襄阳、江陵这两座荆州重镇尽归曹操，江南四郡也传檄可定，只剩下以夏口为中心的江夏郡一部，那里目前由刘琦和刘备控制。曹操七月由许县南下，两个月即取得如此进展，战果可谓辉煌。曹魏阵营著名文人缪袭作《平南荆》，记述了这一过程：

南荆何辽辽，江汉浊不清。

菁茅久不贡，王师赫南征。

刘琮据襄阳，贼备屯樊城。

六军庐新野，金鼓震天庭。

刘子面缚至，武皇许其成。

许与其成，抚其民。

陶陶江汉间，普为大魏臣。

大魏臣，向风思自新。

思自新，齐功古人 。

在昔唐与虞，大魏得与均。

多选忠义士，为喉唇。

天下一定，万世无风尘。

这首诗应不是建安十三年（208）所写，因为其中提到“大魏”，曹魏建国始于曹操封魏公，那是五年后的事情了。缪袭曾作《魏鼓吹曲》十二首，《平南荆》是其中一首。鼓吹曲又称短箫铙歌，是供演唱之用的。在《平南荆》一曲中，记述了刘琮“面缚”请降的情节。所谓“面缚”，指双手反绑于背而面向前，古时表示投降，如《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唐人司马贞注：“面缚者，缚手于背而面向前也。”从《平南荆》反映的情况看，曹操此次南征，直到占领江陵前都很顺利，除在长坂与刘备有一战外，其他没有什么大战。

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曹操在江陵其实也发生了一场激战，并且在攻克江陵后曹操实施了屠城，依据也是一首鼓吹曲，名为“伐乌林”。其内容如下：

曹操北伐，拔柳城。

乘胜席卷，遂南征。

刘氏不睦，八郡震惊。

众既降，操屠荆。

舟车十万，扬风声。(www.daowen.com)

议者狐疑，虑无成。

赖我大皇，发圣明。

虎臣雄烈，周与程。

破操乌林，显章功名。

在这首鼓吹曲中，提到了曹操“屠荆”，从字面意思看似乎曹操在荆州杀了很多人，而且是在“众既降”之后。曹操在襄阳并未有屠城记载，而且他在襄阳几乎没做停留，如果有屠城行为的话，那应该发生在江陵，而能引发曹操屠城的，只有江陵军民的誓死抵抗。不过，关于曹操“屠荆”的记载仅此一处，其他史书都未记载过，所以多数人怀疑其真实性。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是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诗集大成者，收录此间乐府诗五千余首，《伐乌林》也在其中，将其收录在《吴鼓吹曲》之下。南朝陈智匠在《古今乐录》中指出：“《伐乌林》者，言魏武既破荆州，顺流东下，欲来争锋，孙权命将周瑜逆击之于乌林而破走也。”似乎可以看出，所谓“屠荆”其实是孙吴的文人虚构出来的，是一种舆论战和心理战。

但也有人相信这个记述，因为《伐乌林》的作者不是普通文人。清代杨晨所著《三国会要》进一步指出，《伐乌林》为孙吴韦昭所作。《三国志》为避司马昭名讳，将韦昭改名为韦曜。韦昭是孙吴大臣、史学家，性情秉直，孙吴末代皇帝孙皓知道史官很重要，故而对韦昭竭力拉拢。孙皓喜欢喝酒，也经常强迫他人喝。孙皓在酒宴上有个规矩，一次必须喝够七升，否则认为心意不诚。韦昭酒量不行，顶多能喝二升，孙皓格外照顾他，暗中让人用茶水替代酒水让韦昭过关，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以茶代酒”典故的由来。后来，孙皓把韦昭叫去，让他为自己的父亲孙和作“纪”。在史书中，只有帝王的传记才能称“纪”，一般人的传记称“列传”，韦昭认为孙和生前只是皇太子，没有正式登基，不是皇帝，因此不能作“纪”，只能作“列传”。为了这件事，孙皓向韦昭不断施压，韦昭坚决不屈服。孙皓很生气，多次当面责骂韦昭。韦昭深感忧虑，以年老体弱为由请求辞职，将编修国史的工作交给他人完成，孙皓不答应。孙皓坚持要求韦昭按自己的意思写，韦昭坚决不答应，孙皓便以不接受皇帝诏命、不尽忠主上为由将韦昭拘捕下狱。在狱中，孙皓继续向韦昭施压，但韦昭始终不为所动。最后，孙皓下令把韦昭杀了，将其家属全部流放。

韦昭堪称司马迁那样的一代良史，如果曹操没有屠城，他怎会凭空捏造呢？除了曹操的这次“屠荆”，孙权也有一次疑似“屠城”的记载，时间就在不久前，即建安十三年（208）春天，那时曹操还在指挥人马在邺城的玄武池练兵。《三国志·吴主传》记载：

十三年春，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

这是孙权第三次征黄祖期间发生的事，所屠之城为夏口。黄祖身为江夏郡太守，其治所原在安陆，即今湖北省安陆市，后来黄祖将大本营放在沙羡，此处“羡”念邑音，故城在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一带，在长江以南。之前，孙权两征黄祖，沙羡城被吴军攻破，考虑到原沙羡城位于江南，与江北的襄阳隔着长江，对吴军进攻有利，但对防守和撤退不利，所以在江北的夏口筑城，作为新的大本营。夏口的具体位置在今武汉市龟山风景区一带，与著名的黄鹤楼隔江相对。黄祖所筑夏口城也称偃月垒，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弯月形、规模不算太大的城堡。

按照韦昭和陈寿的记述，建安十三年（208）长江中游先后有两座城池被屠城，一座是夏口，为孙权所屠；一座是江陵，为曹操所屠。文字确凿，记载在册，似乎不容置疑。屠城这种残酷且野蛮的手段历来为人所不齿，也会为后世所谴责，以曹操和孙权的政治头脑，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情吗？况且，汉末三国人口大幅下降，全国总人口由东汉峰值时的五六千万迅速降至一两千万，人是当时最重要的资源，打仗的目的是抢地盘、抢粮食，但“抢人”比它们还要重要，在江陵、夏口已被自己占领，不存在军事风险的情况下，曹操、孙权为什么还要屠城呢？此外，还有更加矛盾的地方，考察一下缪袭所写的《魏鼓吹曲》十二首，其中竟然还有一首《屠柳城》，记述的是曹操北征乌桓的事。《晋书·乐志》记载：“改《巫山高》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历白檀，破三郡乌桓于柳城也。”《屠柳城》全曲如下：

屠柳城，功诚难。

越度陇塞，路漫漫。

北逾冈平，但闻悲风正酸。

蹋顿授首，遂登白狼山。

神武慹海外，永无北顾患。

柳城故址在今辽宁省朝阳县柳城街道袁台子村附近，是乌桓人的大本营，曹操在白狼山之战中斩杀乌桓首领蹋顿后又将柳城攻破。按照缪袭写的曲辞，曹操在柳城也实施了屠城。韦昭所写的《拔乌林》中也提到曹操北征，不过，写的却是“曹操北伐，拔柳城”。就连敌人都认为是“拔城”，自己人为什么说是“屠城”呢？难道屠城很光彩、很值得炫耀吗？

如何理解以上诸多不合理之处？曹操在柳城有没有屠过城？曹操、孙权在荆州有没有屠过城？要回答这些问题，先要弄清“屠城”的含义。屠城，《辞源》解释是：“攻破城市，杀尽城中百姓。”不过，这是现在该词语的含义，在历史上其词义是有变化的。《说文解字》称：“屠，刳也。”所谓“刳”，有剖开、挖开之意，但也有清除、清洗之意，如《庄子·天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此处“刳心”，并非把肚子剖开、把心取出来，而是清除心中杂念。由此，“屠城”最早还有一个含义，即清除城中的敌军，与拔城、破城、克城意思相同。

梳理史籍中有关“屠城”二字的记述，可以发现，至少在唐朝之前“屠城”基本是指将城池攻破，而并不是指对城中老百姓实施大规模屠杀。不过，既然是攻城，避免不了杀戮，所以南朝范晔也指出：“克城多所诛杀，故云屠也。”但并没有特指放纵杀屠。范晔所著的《后汉书·耿弇传》在总结耿弇一生战功时说：“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耿弇一生攻克过三百座城池，这已经相当惊人，但如果说他“血洗”过三百座城池，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后汉书·臧宫传》记载：“军至平阳乡，蜀将王元举众降。进拔绵竹，破涪城，斩公孙述弟恢，复攻拔繁、郫。前后收得节五，印绶千八百。是时，大司马吴汉亦乘胜进营逼成都。宫连屠大城，兵马旌旗甚盛。”这里说的“连屠大城”，指的是川中平阳、绵竹、涪城、繁、郫等重镇。如果臧宫将这些城池中的老百姓全杀了，那他在史书上的恶名一定难以洗刷掉。但考察臧宫其人，历史评价颇高，位列中兴名将及“云台二十八将”中，《后汉书》评价：“臧宫、马武之徒，抚鸣剑而抵掌，志驰于伊吾之北矣。”

可见，东汉时“屠城”仍是攻克、攻破之意。那么，在曹操、孙权所处的时代，“屠城”之义会不会有新变化呢？应该是没有的。如《九州春秋》记载，汉末中平元年（184）有个名叫阎忠的人，当面称赞车骑将军皇甫嵩在镇压黄巾起义中的功劳：“将军授钺于初春，收功于末冬，兵动若神，谋不再计，旬月之间，神兵电扫，攻坚易于折枯，摧敌甚于汤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方，夷黄巾之师，除邪害之患，或封户刻石，南向以报德，威震本朝，风驰海外。”此处所说“屠三十六方”，并非指皇甫嵩血洗了黄巾军的三十六座城池，而是指他攻破了黄巾军的三十六处据点。“屠城”之义发生变化，即特指“大规模屠杀、血洗城中百姓”，是唐朝以后的事。唐人颜师古称：“屠谓破取城邑，诛杀其人，如屠六畜然。”元人胡三省称：“屠，杀也。自古以来，以攻下城而尽杀城中人为屠城，亦曰洗城。”而在汉末三国时期，“屠城”仍指攻破城池，并无贬义，甚至略带褒扬，因此缪袭才会说曹操“屠柳城”，而韦昭所说曹操“屠南荆”，指的是他占领了荆州；陈寿所说孙权部众屠夏口，指的也是他们占领了夏口。在建安十三年（208）的长江中游地区并没有发生过屠城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