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路过许县时，有没有进城拜见汉献帝刘协？史书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推测起来是没有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如果有的话，涉及皇帝和丞相，史书通常会记载一下；二是多年前曹操已经下过决心，今后不再朝见汉献帝。

汉献帝刘协比曹操小二十六岁，差了不止一代，他们因特殊的机缘走在一起，并彼此纠结。对曹操来说，汉献帝是让他在政治上得分最多也失分最多的人——说得分最多，是曹操迎请汉献帝后形成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格局，与其他群雄相比政治上更为主动，同时有大批人才冲着朝廷和汉献帝而投奔了他，曹操集团因此快速壮大；说失分最多，是有人认为曹操不是“奉天子”而是“挟天子”，把天子当成傀儡，说他篡权夺权、大逆不道，曹操因此受到诟病。

汉献帝对曹操也越来越不满，曾不止一次试图通过突然袭击的方式除掉他。建安五年（200），汉献帝令董贵人的父亲车骑将军董承设法诛杀曹操，董承先后联络了左将军刘备、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和王子服等人，准备起事。结果事情败露，董承等人被诛杀，已有身孕的董贵人也被绞杀。建安十九年（214），汉献帝的伏皇后畏惧和厌恶曹操，写信给父亲伏完，尽数曹操残暴不仁之事，希望伏完效仿董承铲除权臣。《后汉书·伏皇后传》记载，伏完还未行动，事情便败露，曹操要挟汉献帝废黜伏皇后，派御史大夫郗虑、尚书令华歆带兵包围皇宫搜捕，在一处夹墙内把伏皇后拖出，伏皇后披头散发地向汉献帝哭救。汉献帝无奈地说：“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上面两次事件，前一件史书明确记载是由汉献帝亲自发起，《三国志·先主传》称刘备曾“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后一件虽没有明确汉献帝是否为发起人，但伏皇后作为一个女人敢直接向曹操下手，没有汉献帝的支持或默许是不可能的。

换个人，汉献帝至少得死两回，即使是皇帝也不例外。杀了他，曹操可以在刘氏宗亲里随便再找个人当傀儡，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曹操忍了。曹操自己不想当皇帝，汉献帝就是他最好的招牌，与其费事再找一个人来再做招牌，并承受天下人的攻击，不如继续把这面招牌打起来。因此，尽管汉献帝一再主动挑战，曹操也没动过废他或杀他的念头。

但汉献帝的想法不一样，他对曹操的仇恨十分强烈，这主要来自曹操对皇权的侵夺。在汉献帝看来，自己刚来许县时才十五岁，还不到天子亲政的年龄，曹操可以执掌大权。而他二十岁以后，曹操就应该按制度或惯例把权力交出来，曹操却丝毫没有这方面的表示。《后汉书·伏皇后传》记载，一次，汉献帝当面质问曹操：“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你如果能辅佐我，就是你的高德厚恩；如果不能，就开开恩，把我舍弃吧！这让曹操大为震惊，深感恐惧，赶紧退出。显然，曹操没料到汉献帝会做出如此激烈的表示，这是要摊牌的意思。也许汉献帝只是一时意气，说完也就爽快了，曹操听了却不得不多想想。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比较早，至少应早于董承事件和伏完事件。因为一直到那时，汉献帝如果横下心来非除掉曹操不可的话，他其实是有机会的，不用暗地里四处联络。再说，这样做也很危险，还会产生很多麻烦。曹操虽然不能把权力真正还给汉献帝，但一开始还是把汉献帝当回事儿的，所以经常进宫汇报事情。汉献帝也曾有过自己的武装，最重要的就是董承所部。董承是凉州军阀出身，跟贾诩一样，都曾是董卓女婿牛辅的手下，后护卫汉献帝东归，因功被拜为卫将军。建安四年（199），汉献帝趁曹操在外征战之机突然拜董承为车骑将军，把曹操原来代理的车骑将军职务免了。董承虽然抓不住太大的兵权，但他有胆识，汉献帝身边的人多是他的部下。曹操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并差一点儿酿成大祸。

汉朝制度中有“五大不在边”的说法，大将军、三公等权力太大，归为“五大”之列，他们一般不能再带兵出征，如果非要出征不可，行前天子要亲自诏见，届时“令虎贲执刃挟之”，以试其心。汉献帝完全可以先稳住曹操，让他失去戒心，再利用这样的诏见机会，正大光明地把戟刃架在曹操的脖子上，之后武士手中的戟“咔嚓”往下一划，曹操就会身首异处。这不是空想，而是完全有可能。汉献帝若想除掉曹操，这就是机会。不过，这样的机会很宝贵，有且只有一次，一旦被曹操察觉就无法得手了。

建安二年（197）年年初，曹操兵发南阳征张绣，大军从许县出发，人马准备好之后，曹操到宫里向汉献帝辞行。曹操进了宫，按照礼制，作为司空兼代理车骑将军，曹操朝见天子应遵循以下礼仪：快见到天子时，要脱掉鞋子，解除佩带的武器，一路小跑着去见天子，天子身边会站着一个司仪官，在一旁高喊：“费亭侯、司空、行车骑将军曹操，参见皇上！”曹操听到后，要跪下来高声说：“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一次，曹操刚把鞋子脱掉，突然过来两个持戟的武士，手里操持的铁戟不是道具，而是真家伙。二话不说，“咔嚓”一下，武士就把戟架在了曹操的脖子上。曹操没有防备，当时就愣住了。两位武士就这样叉着曹操往前走，曹操没有选择，只好跟着，来到汉献帝面前，跪下来跟汉献帝说话。说了些什么曹操一定记不得了，那一刻他的大脑里估计全是空白。从汉献帝跟前出来后，曹操脊背上的汗都湿透了。

这其实就是与“五大不在边”有关的那套制度，是一套规范的宫廷礼仪，并不是汉献帝的发明，意图是试试你心里是否有鬼，能经受住考验的是忠臣，有异心的就得掂量掂量。曹操大概不知道这套礼仪，或者没想到汉献帝会跟他来真的，因此这一惊实在非同小可。如果汉献帝向曹操下手，这就是一个绝佳机会。想一想，汉灵帝时的权臣何进是怎么死的？再往前想一想，外戚窦武、梁冀又是怎么死的？别看你权倾天下，一个小小的细节被疏忽就能让你灰飞烟灭。晋人郭颁在《魏晋世语》中记载：(www.daowen.com)

旧制，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初，公将讨张绣，入觐天子，时始复此制。公自此不复朝见。

有人认为这是曹操多疑，或是找个借口而小题大做，故意不再上朝。其实，站在曹操的角度看，这难道是小事吗？如果汉献帝真有杀他的想法，这一次不是最好的机会吗？一代枭雄曹操在那一刻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后汉书·伏皇后传》也记载了这件事，称“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这是实战，不是游戏，也许曹操可以把汉献帝周围的武士全部换成自己人，但即便如此也未必能做到绝对安全，万一有几个人被暗中收买，或者有几个愤慨于“权臣欺压弱主”的人，后果都将不堪设想。

总之，自建安二年（197）后，曹操再也没有见过汉献帝。对他们二人而言，这件事加速了感情的冷漠和隔阂，由于不能直接见面、直接沟通，误会和猜忌自然增加。三年后，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完成决战，形势稳定了下来，汉献帝的心却难以平静。汉献帝虽然很年轻，可从小所见的都是“大场面”，他只有几岁时便得到过董卓的赏识，面对山河破碎、皇纲难于一统的局面，他自然渴望重新掌握本属于刘家的权力。

汉献帝先是被董卓挟持到长安，之后又从长安逃出来，一路上疲于奔命，大臣被杀、随从失散，最后被一群“白波贼”裹挟到一个叫大阳的小地方，十分狼狈。走投无路之际，汉献帝急需有人来救驾，他给很多人写了诏书，比如刘表、刘璋，甚至吕布，均无果——吕布想来但来不了，刘表等人则装聋作哑。当时袁绍离他最近，但袁绍一向对汉献帝心存顾虑，派人去看了看，回来讨论一番，认为出手相救弊大于利，就没了下文。袁绍手下的淳于琼、郭图都认为：“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现在，天子已没什么权威了，把他弄来，如果按规矩办事，平时就得早请示晚汇报，这么做还怎么干事？不这么做，那挨骂是肯定的了。因此，汉献帝在他们眼里不是可居的“奇货”，纯粹是个麻烦和包袱。

最后，只有曹操来了，还是不请自来，汉献帝这才有了着落。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曹操不及时赶来，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汉献帝和他的小朝廷只能四处流浪，吃饭就是个大问题，遇到好心的实力派就接济一下，遇到不把朝廷当回事儿的或者有野心的，难免有生死之忧。没有曹操，汉献帝和他的朝廷只能自生自灭。汉献帝一死，有称王称帝野心的人就会纷纷跳出来，中国将提前陷入大分裂的局面。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绝不是自夸，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关于汉献帝与曹操的关系，有一句话叫作“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这不是曹操提出来的。迎接汉献帝的建议，最早出自毛玠。《三国志·毛玠传》记载了他的原话：“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这里说的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袁绍手下的沮授提出来的。《三国志·袁绍传》记载：“沮授说绍曰：‘……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挟天子”与“奉天子”，或许在某些方面是一样的，但立场、态度和境界完全不同。

在对待汉献帝这一问题上，曹操一直是克制与理性的。曹操的悲剧在于，他救了汉献帝，汉献帝却要他交出权力。周王事殷，殷商恐怕也提不出这样的要求吧？况且，即使曹操想让，他的手下也不会答应；即使曹操的手下都愿意，那让出权力的曹操及其家族，安全谁来保障？韩馥让冀州给袁绍，结果难得善终，就是例子。所以，无论是谁在曹操的位置上，都不可能在权力这个问题上做到让汉献帝及其支持者满意，袁绍做不到，刘表做不到，即使换上在人们印象中最同情和支持汉室的“皇叔”刘备，也做不到。《论语》称颂周武王的功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意思是，周武王已经掌控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但仍然在殷商面前称臣，忠心侍奉，这是最大的德行。曹操生前也基本占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他也尊奉汉室，得到的却不同于周武王式的称颂而是骂名，这很奇怪。

对汉献帝真正有感情的是那些长期受儒学、礼教教育和影响的人，或者本人和家族几代为汉臣，世受汉室之恩，他们之中还要剔除袁术那样的机会主义者和袁绍那样对汉献帝始终持有偏见的人，从当时各阵营的情况看，曹操手下这样的人最多。曹操手下有不少服膺儒教的人，虽然不能帮汉献帝夺回权力，至少也能像孔融、荀悦那样陪汉献帝聊聊文学和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