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甡

关于接管国民党《宁波日报》的事，省政协离休干部何其同志曾在他写的《回忆解放初期宁波办报的一段经历》（载《宁波文史资料》第7辑）一文中曾谈到了一些。这里再作一些补充和修正，以资参考。

我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过江后，部队所向披靡，直奔浙江。到杭州后，在三墩休整几天，就向宁波进发。抵绍兴，与浙东游击队会师，举行了会师大会。在大会上，军政委丁秋生宣布了宁波军管会的组成情况；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任命丁秋生为主任，张登、顾德欢为副主任。在绍兴，已大体安排好了进入宁波市后的接管事宜，有关行政和国计民生相关的主要部门的接管人员，也分别调配好，一般都由二十二军、浙东游击队和随军南下的北方地方干部组成。我和一批同志安排接管国民党《宁波日报》。出发前，浙东游击队的有关同志（他们为迎接解放，事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向我们介绍了宁波的报刊、广播、通讯社和其他出版物的历史、现状及其主办人员，共同学习了有关入城和接管政策。参与接管宁波的浙东游击队的同志中确定参与接管《宁波日报》的何其、肖鱼和方替、李新民等同志就和我们一起编队行军。24日抵宁波市郊，当夜宿在北郊压赛堰，部队攻入宁波市区。25日，我们在宁波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中进入市区。军管会文教部就设在新江桥南堍的原邮政储备汇业局。文教部长是二十二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车文仪。

如前所述，在绍兴时，就已决定进城后，马上接管国民党《宁波日报》，并筹组出版我们的报纸。可是进城后，听说《宁波日报》印刷厂的机器大部分都被逃离的社长沈友梅运走了，是否还要接管成了问题。机器没有了，接管下来的员工生活要我们全包下来，财政是个问题（刚解放，财政困难，全面接管包不起，所以接管是分轻重缓急逐步开展的）。后经研究，从迅速筹组出版我们自己的报纸的需要出发，还是决定接管。

《宁波日报》的接管，具体由军管会文教部领导。26日晚，文教部部长车文仪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了接管和我们报纸的筹组出版事宜，决定27日向《宁波日报》发出接管通知，28日正式接管，6月1日出版《宁波新华电讯》。

5月27日，由何其和我两人拿着军管会的介绍信，到和义路69号《宁波日报》社发接管通知。当时接待我们的是吕洛平、蔡志达、李政三人。通知的内容主要有三点：1止出版《宁波新报》（此报在国民党逃离后出刊了5期。《宁波文史资料》第7辑载有李政一文，详作介绍）；2社所有资产必须妥为保管，不准转移损毁；3速编制好人员、资产清册，准备接管。接待我们的三个人，一一答应，并说：“我们早盼解放，欢迎接管。”通知花时不过一刻钟，态度却极为严肃。

28日，军代表郑汉杰（原第二十二军政治部文工团教导员）带领我们正式进驻国民党《宁波日报》社，当天就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由郑汉杰宣布了军管会签发的接管命令，讲了几项有关政策，主要内容是原《宁波日报》的编辑、记者、职工，留者欢迎，去者自由；留下工作的，原职原薪，各司其职。一切资产迅速登记造册上报军管会。

接管领导小组由郑汉杰、何其、张舟（二十二军的）组成（张舟没有工作几天，就筹组新华书店去了）。参加各部门接管的工作人员和原《宁波日报》各部门留下来工作的人员如下：

编辑部接管人员：何其、杨姓、吕宪平、陈明（不久回部队去了）、查振兴、邹明；

留用工作人员：蔡志达、李政、范学文、吕洛平、谢世耀、万达义、范蜂、顾绥之；

电讯室接管人员：肖鱼、李文彪；

留用工作人员：徐景贤、童灿、陈浩、许曼英、董莲。

总务部接管人员：孙肇、朱仲贤、牛华山，还有炊事员李莲芳（四明山下来的）；

留用工作人员：谢宝庚、卢阿章等六七个勤工杂务人员。

印刷厂接管人员：李新民、方替；

留用工人：陈茂棠、姜水根、陆永发等近30个工人，其中就有当时的学徒工，后来提干、入党，一直在新闻岗位工作、现已退休的戴善鹤同志。(www.daowen.com)

营业部接管人员：张舟、李世欣、鲁斌；

留用工作人员：董希曾、朱启鸿、林鸣鹤等。

为保证6月1日出版《宁波新华电讯》，所以，从接管工作第一天起，就环绕出版《宁波新华电讯》这一中心任务进行。当时我们碰到的主要问题是不懂业务。接管编辑部的同志，除了何其同志学过一年新闻学，在四明山根据地办过一段油印小报以外，其余几个全然不懂。我和吕宪平、陈明是分配做编辑工作的，但连铅字字号、字型也分不清，查振兴同志分配做校对，连校对的改错符号也搞不清。不会就埋头学，拜工人和留下工作的人员为师，因为渡江前我们就学习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号召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当时，编辑工作，在何其同志的主持下，由蔡志达、李政、范学文等几位留下工作的同志具体操作，我和吕宪平、陈明就老老实实做实习生。当老师把电讯稿编好了，我就拿来看标题如何做，各种编辑符号如何打，然后赶忙把稿件送到印刷厂排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这样在编辑室与排字房之间奔来跑去。因为一下子插不上手，内心非常苦恼。工人老师傅看我愁眉苦脸的样子，鼓励我说，你会很快学会的，并把各种字体和型号打印一张给我，叫我对照学习。以后我和陈明负责副刊，主要是找些毛泽东主席的有关论述和介绍解放区生活的材料、文艺作品刊登。吕宪平同志和我一样，一会儿学编稿，一会儿帮校对，当他编的第一篇豆腐干一样大小的新华电讯稿见报后，看了又看，高兴得不得了。孙肇同志是管总务的，资产清点造册和财务工作，都要他来管，忙得焦头烂额还搞不好。他找军代表郑汉杰同志诉苦，郑汉杰同志批评说：“你不会谁会？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要学会经济管理，不会就学，这就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革命任务。”那时因为只使用新华电讯稿，记者没事，就调派留下工作的记者谢世耀去做会计，吕洛平做出纳，原做校对的范蜂也被调去做庶务。

肖鱼等电讯室的同志也夜以继日地工作。因为那时要收两套电讯，一套是新华社的，供报纸使用；还有一套是国民党“中央社”的，收下来送军管会供领导同志参阅。工作来不及，又设法调来了曾为四明山游击队做电讯工作的潘善邦同志到电讯室工作。

总之，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转折：过去我们只管打仗，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现在拿下一个城市，就要管好一个城市，我们这些战斗队员要做管理城市的工作队员了。从进入宁波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有这样一种自觉的意识：今后我们要对这座城市的一切负责。所以学习管理，学习业务，成了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

当时对于留下来工作的人员，我们一方面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拜他们为师，虚心向他们学习业务；一方面我们对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宁波日报》是国民党鄞县县党部主办的，历任社长都是国民党鄞县县党部的要员，接管前的社长是国民党浙江省三六两区社政督导员、省参议员沈友梅。解放前夜，沈友梅带一批人逃到定海去了，留下人员的政治情况如何，我们全不清楚。解放前夕，原《宁波日报》还有个“应变委员会”组织，其成员是否是沈友梅逃离时有意安排的，我们也不知底细。虽然后来的情况说明，绝大多数同志的工作都是很好的，但当时我们不得不以高度警惕的眼光，注视着他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如调做庶务的范蜂同志为供给制的同志买来了2斤螺蛳，我们北方同志不会吃，一些留下工作的同志见我们吃的那种憨态傻样，暗里发笑。我们的牛华山同志，见状就心生疑窦说：“这个姓范的有意出我们的洋相，是否反革命？”当时的有些情况，也确实需要我们问个为什么。原《宁波日报》编辑主任、评论课长、采访课长等几个骨干人员，没有跟沈友梅走，但接管时有的不愿跟我们工作，我们动员他们几次，也不干。有个记者名叫顾一帆，接管时表现很积极，但没多久就失踪了。后来传说是他逃往定海，未上岸就被盘踞在定海的国民党军开枪打死了。

为了摸清报社的政治情况，我们一边工作，一边了解沈友梅撤离宁波时的情况。据职工反映，5月中旬，沈友梅曾召开了一次全社职工大会。他在会上说：共军已向宁波逼近了，我是非走不可的。你们愿意走的跟我走；不愿走的，这里的机器、报纸、生财都交给你们，同时要留下的职工推出代表，让他作个交代。于是各部门就推选出代表，组成一个以吕洛平为主任委员的委员会（当时通称“应变委员会”），清点资产，管理生活。沈友梅原说机器留下，可是到宁波解放前夕，主要印刷机器却被运走了。工人们发现后，就由吕洛平带领几个人赶到码头找着沈友梅，说机器本来说留给我们，现在为什么运走？机器运走了。我们靠什么生活·沈说这是上面命令，说机器不能留给共产党，我也没办法。为了工人们维持生计，沈友梅又临时开出一张东渡路一家米行的栈单，叫他们去提些米来。这张栈单，接管清理资产时，吕洛平没有交出登记。后来上海解放了，上海报纸刊登消息，说上海军管会号召职工自觉交还分散的公有财物，不追究个人责任。这时吕洛平说在清理抽屉时，发现了这张栈单，就交出上报了。对于沈友梅逃离的情况以及报社“应变委员会”的问题，原留下工作的同志此后都多次作了交代。

解放初期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原《宁波日报》的职工一直由报社供应伙食，实行包饭制，六人一桌，四菜一汤。我们接管人员，由四明山下来的炊事员李莲芳另起锅灶，每餐是一桶饭，一桶菜，通常是咸菜和马铃薯，而且汤水多，庶务范蜂为了给我们改善一下生活，买了几个西红柿（那时西红柿很少，价钱也贵）做汤，管事的孙肇同志一见说：“这不行啊，要超标准呢！”吃了西红柿，孙肇去查伙食账，发现三天伙食费两天就吃光了，连说“不行，不行”，嘱咐范蜂以后每天供给每天吃，还要力争有所节余，千万不要超标！

宁波解放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军队、城市群众生活要保障供给，农村工作局面还没有打开，加上奸商囤积居奇，国民党飞机连日轰炸骚扰，社会秩序不稳，所以供给常常发生困难。上级曾内部通知：要作好饿肚皮的思想准备。工人的工资不能按月发出，暂时改发生活费。暂发的生活费，供工人个人生活是可以的，但他们大都有家小，困难就大了。当时就有工人问我们：“接管时说原职原薪，这话还算不算数？”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对工人做思想工作。应当说，工人同志是非常通情达理的，他们见供给制的同志每餐只吃一碗咸菜汤，仍日夜坚持工作，都深受感动；编辑部留下工作的同志也体谅暂时的困难，自动减薪；有的要求实行供给制，除了还未结婚的小青年万达义以外其他同志他们都有家小，不像我们都是光身一条，所以动员他们还是拿工资为好。就这样，依靠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依靠供给制同志艰苦奋斗的榜样力量，依靠广大职工的共同努力，我们度过了暂时的困难。待早稻收上，农村剿匪和征粮工作开展起来后，情况就逐步好转了。

《宁波新华电讯》6月1日出版，8月7日停刊，一共出了67期，开始的时候是4开2版，一版刊新华电讯，二版刊登宣传资料和解放军进军全国的战地通讯，但没有商业广告，也没有市场行情的报道，宁波各界对此意见很大，反应强烈。报社留下工作的人员对此也议论较多。宁波是个商业城市，当时市场物价波动还很大，特别是与上海关系密切，上海打个喷嚏，宁波就立即感冒。当时还在播音的宁波电台，就一天到晚播上海、宁波的市场行情。市场行情，不但商界关心，广大群众也关心，因为柴、米、油、盐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的市场价格也是一日三波。为了适应市场和群众的需求。报纸从6月16日开始，在二版开辟了一个“宁波行情”专栏，天天向群众通报昨日的市场行情。同时为稳定市场，稳定人心，每天还在市场行情专栏刊登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分行发布的保值“折实单位”公告（“折实单位”指群众储蓄和支取时以当地粮、油、棉花、纱、布等几种群众生活日用品的价格折算的总和），使人民生活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

随着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宁波城乡的各项工作也相继开展起来，需要进行报道和宣传，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学生、教师也都要求在报上发表文章，欢庆解放，所以，报纸仅发表新华社电讯是不能适应形势的需求了。宁波市曾召开了一次各界代表会议，对此也提出了意见。因而从7月1日开始，《宁波新华电讯》就由4开2版扩大为对开（有时仍为4开2版），开始报道地方新闻，承接刊登商业广告。同时开辟了没有栏名的副刊，发表本地群众当家作主、抒情写意的文章，原来的“宁波行情”专栏也扩大为包括行情表的“宁波经济新闻”。第一版，开辟了“社会服务”专栏，回答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受到了各界读者的欢迎。

7月1日起的《宁波新华电讯》，已不只是新华社电讯了，已开始形成了一张适应宁波特点的地方报的雏形。随着中共宁波地委和宁波行署的正式成立，《宁波新华电讯》就于8月8日改为中共宁波地委机关报——《甬江日报》。

《甬江日报》宣传重点转向地方的新闻报道，工作量大了，人员也不断有所增加。这段时间，宁波干校分派来张容人、郑慕兰、郑汶、李平诸同志；还有来自四明山游击队的穆崇德同志；戴士清同志大概也是这个时候调报社工作的。经理部也调来了李方平以及红军时期参加工作的梁钧同志。电讯室也先后从杭州调来了秦树擎、陆焕臣以及骆健等同志，电讯室负责人柳伦同志大约也是这时候调人的。以后，编辑部从和义路搬到江北槐树路194号原《时事公报》印刷厂，又有陈亚南、鲍壮志等几位同志到报社工作。报纸也由原《时事公报》印刷厂承印，原和义路印刷厂，对外承接印刷业务，李新民、查振兴等同志留厂工作，这就是现在甬江印刷厂的前身。

（选自《宁波文史资料·新纪元漫录》，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