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

1949年5月25日，浙东名城——宁波获得了解放。但国民党政权不甘心失败，他们不仅在解放前夕有计划地进行“应变”部署，通过大量的潜伏匪特疯狂进行破坏活动，还以舟山为基地，封锁海上交通，不断派出舰艇，骚扰、炮击沿海村庄和群众，并出动飞机轰炸沪、杭、甬等城市，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面对严峻的形势，获得新生的宁波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9年5月19日，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军政委丁秋生在绍兴宣读了中央关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宁波市军管时期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的军事、行政、财政等管理事宜。军管会主任由二十二军政委丁秋生担任，原浙东临委书记顾德欢任副主任，下设政务、文教、公安、军事、财经、工业（职工）、房产（未设立）和警备司令部（由二十二军军长孙继先任司令员）。同日，宁波市军管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关于军管会的组织任务及在领导上掌握的几个问题的决定》。除了对军管会的组织原则、任务与干部分配以及军管会党委会的组成作出明确规定外，《决定》还制定了以恢复生产为中心的三个阶段的城市接管计划，并要求所有干部不要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一切都以把宁波的工作做好为原则，为新生的宁波而奋战。

宁波市军管会工业处全体同志留影

5月25日宁波解放后，军管会进城为接管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在整理组织、调配干部，建立工作制度和对宁波市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后，28日宁波市军管会发出第一号布告，正式宣告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军管会有871人组成。其中，二十二军（主要是军机关）抽调292名干部，南下的地方干部414人，当地坚持斗争的干部165人。

在随同部队南下的一大批来自解放区的北方干部与坚持浙东地区工作的本地干部会师宁波后，遵照中共浙江省委的有关指示，为了搞好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宁波市军管会于5月底在民光电影院举行了南北干部会师大会，庆祝南下干部与本地坚持斗争的干部胜利会师。军管会主任丁秋生出席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他指出，南北干部各有所长，今后要长期合作共事，需要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齐心协力地做好接管宁波、建设宁波的工作。会后，按照中共中央华东局、省委的指示，市军管会统一部署南北干部认真学习《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约法八章》等中央文件以及省委的有关指示等。通过学习，干部们提高了加强纪律性、相互团结、相互尊重、合作共事的自觉性。

会后，各县也都举行了3-5天的会师会议，初步研究了会师指示，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互相介绍了情况。从此，南北干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一起开始了接管宁波、建设宁波的工作。

遵照华东局“各按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和省委“宁缓勿急，稳步前进”的指示精神，宁波市军管会分政务、军事、财经、文教、公安五大系统，完整有序地对城市进行接管。

宁波城市接管工作，在解放后的3个月内集中进行，部分接管工作延续了较长时间，到8月底，基本完成接管和干部分配、工作正式展开两项任务，共接管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县参议会、县警察局、城区8个镇公所房产（13.2万平方米），及海关、税局、银行、公立学校、医院等76个单位，各类职员4500余人。对于接管过来的旧职人员，宁波市军管会分三类进行处理：第一类是官僚分子，一律清除；第二类是经济、医学、机械工程、大企业工厂等方面的技术人才、专家及专门管理人才，原则上都留用；第三类是杂务人员，原则上留用。对于留用人员，都要其接受思想教育，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949年5月2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浙江省第二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11月，浙江二地委改称中共宁波地方委员会，以下简称地委），由二十二军干部、随军南下干部和在本地坚持斗争的干部组成。二地委作为省委的派出机构，它的职能、任务是：负责在宁波地区范围内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监督、检查、指导宁波地区所辖各县的工作，培养、考察、任命宁波地区所辖范围的干部。6月20日，省委公布了二地委组成人员名单，丁秋生任二地委书记，张登（未到职）、顾德欢任第一副书记，陈伟达任第二副书记。宁波地委的成立，使宁波地区革命和建设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陈伟达（1916—1990），江苏灌云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1949年10月至1951年12月任宁波市军管会主任、地委副书记、书记。

苏展（1917—1986），河北房山（今属北京）人。1932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宁波解放后，任市军管会财经部部长，宁波市市长，市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宁波地委副书记、书记，宁波专署专员等职。

6月5日，奉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电令，浙江省第二区专员公署在宁波成立（11月，省第二专员公署改称浙江省人民政府宁波专员公署，以下简称专署），苏展任专员，朱之光任副专员。作为宁波地区最高的行政机关，专署在地委的领导下负责全区的行政管理事宜。

5月23日，余姚解放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接管，6月余姚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5月26日镇海解放后，于29日成立了镇海县人民政府。6月间，鄞县、慈溪、奉化也相继成立县人民政府。6月24日，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决定，宁波市人民政府成立，苏展任宁波市市长。7月6日宁海解放后，县政府也宣告成立。10月21日象山县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宁波所辖8个县市的人民政权全部建立起来。

根据华东局指示精神，在县区政权机构建立后，宁波开始了有步骤地接管国民党乡公所，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的工作。一方面，对原有的国民党乡镇政权进行接管，接收重点是资财、档案、武器，对旧职人员可留用的根据《约法八章》进行教育，采取纪律限制，及时召开保甲长人员听训会，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另一方面，为开展各项工作的需要，尽快培养一批先进积极分子，充实干部队伍，同时在选拔干部中要坚持原则，确保干部质量，使其通过不断的学习，提高自身的文化知识和政策理论水平，以推进农村各项工作的展开。

针对解放后匪特分子的破坏捣乱和物价飞涨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局面，宁波市军管会在进行城市接管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

在政治上，解散反动组织，肃清匪特，以维护社会治安。1949年6月1日，市军管会颁布命令，令在宁波的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及其他公开和隐蔽的特务机关等一切反动组织，即日起解散，停止任何活动；国民党军队散兵游勇，还乡团员等限布告后迅速自动交出其所有武器、弹药和军用物品等，安分为民，违者严办；严防暗藏匪特及不法之徒的破坏活动，市民有权将人犯扭送军警、公安机关法办。11日，市军管会开始办理国民党军队散兵游勇登记。至8月底，共收容处理散兵游勇1881人，破获匪特案件53起，逮捕土匪特务分子358人。解放初期，抢劫偷窃等刑事犯罪活动猖獗。8月28日，士匪白天持枪抢掠民宅，苍水街派出所所长杨振义在堵截追捕土匪时殉职。为此，军管会通过研究部署，协调公安机关和瞥备部队，紧密合作，广泛依靠群众密切配合，坚决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一批惯盗惯匪纷纷落网。经过严厉打击，社会秩序有了初步好转。

在经济上，废除金圆券，打击银元贩子，稳定物价，以建立新的经济秩序。1949年6月2日，市军管会发出布告，宣布人民币为全解放区统一流通的合法货币，宣布金圆券为非法货币，6月4日起严禁使用。为了照顾人民群众的生活，从宁波实际出发，市军管会规定，学生、工人的兑换比率为20万金圆券兑换一元人民币，一般市民的兑换比率为为30万金圆券兑换一元人民币。由于金圆券的极度贬值，市场上交易多以大米或其他实物交换，商店、行郝、工厂、企业交易往来大都以银元为本位，学校收学费也以大米计算，社会上流通的金圆券数量不多，因此，兑换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在规定时间内宁波共兑出人民币922692元，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地位初步确立。但由于长期通货膨胀在群众中形成的重物轻币思想一时难以扭转，市场上银元买卖，金银投机之风盛行，导致银元价格一日数变，市场紊乱，人民币购买力被破坏。针对这个问题，6月16日，市军管会依据10日颁布的《华东区金银管理办法》发出布告，禁止银元买卖流通，取消银元市场，并着令银元贩子迅速转业。随即在市区设立检查站和兑换所，实行强制兑换。同时发动广大工人、学生和其他市民积极开展反对银元投机的宣传活动，揭发检举匪特和奸商的罪行。7月13日，市军管会对继续进行金银投机活动的方聚元等5家银楼进行突击检查，对6名投机奸商予以逮捕。到8月初，市军管会共没收黄金300余两，白银450余斤，25家银楼被取缔，有力地打击了金融投机活动，初步稳定了市场物价。

在宣传上，开展纪念“七一”、“七七”活动，以稳定民心。根据党中央、三野政治部和浙江省委的指示，市军管会决定举行以“七七”为重点的盛大的纪念、宣传活动。在党内、军内，通过宣传克服各种偏向，认清形势与任务，为完成省委制定的七、八、九3个月计划而奋斗；在城市，通过广泛宣传当前的胜利形势和党的政策，解答与消除群众的各种疑问和顾虑，安定民心；在农村，通过宣传合理负担、剿匪等政策，完成筹粮任务。在军管会的统一部署与领导下，7月2日至6日，各地通过展开各种小型会议和座谈会，向各界人士宣传党的政策。7月8日，宁波市举行了由各阶层人士参加的盛大的游行活动，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和庆祝京、沪、杭、甬解放，市军管会主任丁秋生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号召浙东人民团结起来，以百倍的努力，克服当前困难，坚决完成省委下达的各项任务，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定海，解放大西南。通过这次宣传活动，各界人士对党的政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稳定了民心。

宁波解放后，各股匪利用野战军大部相继南进，而军分区刚建立不久，忙于接管城市的机会，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破坏活动，疯狂地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反攻。此起彼伏的土匪暴乱，严重地威胁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宁波地委和浙江第二军分区（后改称宁波军分区）根据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和浙江军区的统一部署，领导宁波地方武装与广大民兵，积极配合野战第二十二军、二十一军和三十五军的部分主力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剿匪斗争。

全区的剿匪斗争，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49年5月至12月底），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大股匪特。6月16日，地委发出《关于处理地方反动武装的指示》，强调当前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迅速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7月底，第二军分区召开第一次剿匪作战会议。会议认真传达了浙江军区剿匪会议精神和剿匪作战计划，按照华东军区确定的“军事扑灭，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三者密切联系，军政双管齐下，而以政治为主”的剿匪工作方针，制定了宁波地区的剿匪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经过八个月的清剿，宁波的剿匪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到12月底，第二军分区部队共作战252次，歼匪3254名，其中，投诚的有2003名，全歼土匪11股，大部被歼的有5股，遭受打击逃散的有10余股，缴获迫击炮8门，各种枪支2714支（挺），鄞、慈、镇、奉四县的大股土匪基本被肃清。(www.daowen.com)

第二时期（1950年），分散驻剿，重点消灭小股匪特。1950年，全区尚有武装匪特1500名左右。主要分散在宁海以东的象山地区和姚北地区。他们的活动方式更加阴险狡猾，由集中转为分散，以小股为主，昼伏夜出，忽东忽西，或伪装为民，进行暗中破坏；或假投降、假自首，用“合法”与非法、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手法，蒙骗政府，伺机再起。针对这种情况，根据上级的要求和安排，宁波地委和军分区适时调整剿匪部署，以各县结合部和边沿山区为重点，实施分散驻剿，逐一消灭逃窜和隐蔽的小股匪特。到1950年底，军分区部队共作战294次，毙伤匪特239名，俘虏3497名，投降自新2878名，公开活动的股、散匪基本被肃清。

第三时期（1951年），主要围剿海匪和肃清散匪。到1951年1月，宁波陆上残匪尚有300余人。这些残存的匪特都是极端反动、怙恶不侵的匪首和骨干分子。他们遭受沉重的打击后，改变了活动对策和斗争方式，企图进行长期斗争，待机再起。4月下旬，宁波剿匪治安委员会命令城乡统一行动，开展全面清剿运动。城市结合镇反斗争，公安机关进行了三次集中大搜捕，逮捕反革命分子442名；农村则发动群众，组织民兵联防，实施分兵把守，加强港口和封锁线的巡查；广大部队则以追剿对流窜，驻剿对隐蔽等作战手段，对残匪展开了全面、深入的清剿，强调“擒贼先擒王，重点抓匪首”，给匪特以毁灭性的打击。至1951年底，全区陆上的残匪基本被肃清，一些漏网的匪特先后被抓获，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首、惯匪如田岫山、刘子良、宋钧年等被处决，这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进一步巩固了社会治安，稳定了社会秩序。

经过两年半的反复清剿，宁波取得了歼灭匪特11675名（内含投诚自新者5079名）的重大胜利，基本肃清了宁波地区的武装匪特，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地方人民政权，为开展民主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为建设新宁波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溃退至舟山的国民党军队不仅派军对宁波沿海地区进行骚扰，而且出动飞机轰炸沪、杭、甬等城市。

最先受到轰炸的是浙东前线的人民解放军。1949年6月8日，一架美制国民党飞机首次窜入宁波上空，在二十二军的军部所在地——鄞东五乡后桑投弹2枚。8月以后，国民党飞机轰炸的范围从前线和交通线扩大到广大城乡。从9月13日起，飞机轰炸的重点又转到宁波市区。从1949年9月中旬开始到次年1月，宁波市区共遭国民党飞机轰炸28次，约计死亡175人，伤339人，毁房5800余间。因轰炸造成的财产损失折合当时的人民币约2000亿元，失业、受灾人员多达数万。

敌机的轰炸造成工厂、商店白天关门，物价飞涨，失业增加，严重扰乱了人民群众的正常工作、生活，加上匪特的造谣破坏，更使人心浮动，市面萧条。

面临轰炸带来的严峻形势，在9月5日召开的宁波市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上，中共宁波地委副书记陈伟达（不久即任宁波地委书记）铿锵有力地指出：“迅速解放舟山群岛和定海县城，扫清蒋匪帮最接近沪杭甬的海空军基地和全浙东匪特的主要巢穴，这是回答敌机轰炸、扫射及粉碎美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对我沿海各港口武装封锁的最有效办法。”他号召：“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共同克服困难，粉碎敌人的封锁！”^[1]宁波人民化愤怒为力量，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力支持下，充分地动员起来了，为夺取反轰炸斗争的彻底胜利，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彻底消灭盘踞在浙境内的最后一部分敌人，作忘我无畏的斗争。

工人阶级首先勇敢地站了出来。宁波市工人阶级，在工会的组织下，纷纷组成解危队、抢险队，挖掘、救护伤员，维持秩序，扑灭因轰炸引起的大火，以及处理善后工作。长丰纱厂、万信纱厂、得生纱厂、中兴铁厂、顺记机器厂、冷藏公司、张新记牙刷厂等职工和港口码头工人，组成抢险队灭火救人，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为了克服敌人轰炸和封锁造成的困难，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舟山全岛，在当时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全市广大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千方百计地节约原料，有重点地组织劳动竞赛，以便逐步恢复生产，渡过难关。如正大火柴厂，车间旁边中弹，墙塌柱倒，玻璃震碎，浓烟催泪，工人们仍坚持生产，昼避夜回。当时失业和半失业的职工占全市职工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他们节衣缩食，互相帮助解困，不少人自愿减薪，捐款捐物，参加义务劳动。据不完全统计，在最困难的8个月中，职工们自觉捐献人民币1.03亿元（旧币），粮食26358斤，衣服329件，充分体现了阶级之情。

敌机的轰炸也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愤慨之情。宁波市区原来的消防基础很薄弱，仅有民间救火联合会所属的18个救火分会，共有义务消防队员927人，拥有救火吉普车18辆，泵浦机龙18台，手揪机龙12台。当时政府和善后委员会紧急拨款添置了一批消防器材，杭州市公安局也拨赠了一批急需的消防工具。与此同时，又整顿扩建原有消防队伍，经过短期培训，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形成了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消防队伍，哪里有险情，他们就出现在哪里。他们不仅救火，还要救人。宁波市的机关干部、学生和工商界人士亦不甘落后，同样参加抢险、救护、灭火的英勇斗争。

募集捐款，济危解困，是当时反轰炸斗争的又一重要任务。大轰炸后的第三天（9月15日），宁波市政府立即召集各界代表人士共商善后救济事宜，并于同日成立“宁波市各界临时救济委员会”。9月27日，由“临救会”改组扩建为“宁波市匪机轰炸善后委员会”。善后委员会确定了十大任务和“救济与生产相结合，当前救灾与日后恢复相结合”的方针，通过新闻媒体广为宣传与各界人士的广泛动员，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善后救济活动中，工商界代表人士发挥了巨大作用。10月3日被善后委员会派往上海的金臻痒，与宁波旅沪同乡会及上海工商界取得联系，10月6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家乡惨遭轰炸救济委员会”成立，开展声势浩大的劝募活动。募捐活动持续2个多月，共募集捐款及21.9288亿元（折合当时市价可购大米75万公斤或黄金1000两左右），实物3万余件，并有银元6899元。^[2]此外，省、市人民政府还拨发救济米19.58万斤，款1.33亿元，先后拨发小本无息贷款3.98亿元，扶助灾民生产自救。^[3]

空袭期间白天市民四处疏散，夜晚街区停电无光，时有盗匪乘机抢劫，扰乱社会秩序，再加上敌特分子的造谣破坏，导致市内人心惶惶。为了防止敌特和盗匪的捣乱破坏，保障社会安宁，宁波市政府加强了治安管理力度。一方面，组织军警上街巡逻，加强对重点目标的保护；另一方面抓紧积案清理，使轰炸期间的社会秩序保持了相当的稳定。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近一年的斗争，英勇的宁波人民终于取得了反轰炸斗争的胜利。

为了满足入浙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的粮食需求，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区人民要“合理负担”的指示精神，于5月22日做出了征借粮的决定。宁波地委成立以后，立即着手进行筹粮工作。6月3日，地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执行省委当时规定的11547万斤筹粮的任务（原定二地委12个县的数字要求）。会议决定成立筹粮委员会，由新成立的专署统一负责筹粮工作，二十二军抽调的100个筹粮干部交专署统一领导。根据省委规定的合理负担的原则，会议通令停止平均摊派。由于群众基础薄弱，为了不使供给脱节，会议还决定6月20日前停止摊派后，筹粮活动可以采取向少数殷实地主富农筹借的方法。

各地船只由火车运至浙东战地

6月15日，地委下达了《二地委关于六七月筹借公粮烧草工作的指示》。《指示》强调了筹粮工作的重要意义，“筹借粮草、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肃清敌人残余，这是目前各县工作的几项主要任务，其中筹粮任务尤其是这两个月最迫切与实际的中心要求，其他工作应以筹粮为中心，为筹粮服务”。《指示》要求干部树立信心，既要看到开展这项筹粮的困难也要看到有利的因素，在工作中要正确掌握政策，在停止平均摊派的同时，要向地主、富农进行必要的斗争，挤出他们隐藏的粮食。为了贯彻省委提出的合理负担的政策，宁波专员公署还以布告形式告示群众，规定了预借粮草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富农，其次为中农，贫农一般不借，并规定借粮的标准。

为了支持宁象战役，地委和专署于7月7日又发出了紧急筹粮的要求，要求鄞、姚、慈、镇、奉在7月完成1500万斤筹粮任务的指标。在工作方法上，地委强调要抓住下列几个关键问题：一是必须认真坚决地向乡保长及地主、富农挤出他们的黑地与粮食，追出他们逃避的负担；二是正确执行利用旧乡保机构的方针，而不是在保甲长中兜圈子，要深入地直接地依靠贫雇农及中农；三是加强全党的团结，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动手，抓住重点，推动全面，坚决掌握政策完成任务；四是各县政府财粮科每天向专署粮食局作一次汇报，各县委每三天向地委作一次汇报。自地委发出指示后，各地都注意了政策，停止了平均摊派的错误倾向，使借粮工作进度大大加快，到9月底止，全区完成借粮5000余万斤，超额完成了借粮任务。

国民党飞机利用舟山对宁波实施的大轰炸，激起了宁波人民深仇大恨，支援解放军早日解放舟山群岛，已成为全区各界人民的共同心愿。为了做好支前工作，配合人民解放军完成作战任务，1949年7月26日，地委发出了关于加强支前工作的紧急指示，决定成立战勤指挥部，由二十二军参谋长来光祖为指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苏展为政委，下设公路部、船舶部、人力部、粮食部、器材部、统筹指挥支前工作。接着，全区城乡广泛开展了形势宣传教育。

10月14日，地委、宁波市委发出《关于解放定海战役支前工作的紧急指示》。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调整和充实了支前组织，决定由地委书记陈伟达任政委，第一副书记、专员兼市长苏展任指挥，进一步提出“部队进军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宁波地区的支前工作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新局面。

一时间，从前方到后方，从陆地到海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由宁波人民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他们冒风雨、迎战火，运粮食、修桥梁，抬担架、救伤员，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提供情报，支前工作先后持续了八九个月。“据宁波专员公署统计，全区参加支前的民兵和民工达166185名，船工4598名，征用海船479艘，内河民船1581艘，手拉车285辆，担架786副以及船篷、舵、桨、橹等船具808件，麻袋12165只；运送粮食1869万公斤，柴草7352万公斤，其他军需物资75万公斤，抢运伤员1000多名，抢修公路42公里和机动炮路14公里，加固可通载重汽车的木桥24座以及码头4处，保证了整个战役的需要，从而为解放舟山群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

（执笔 朝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