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富三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之后，不仅使东北全境解放，华北及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之敌人已全部肃清。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的进程。之前，党中央、毛主席的口号是“三年左右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三大战役胜利后，党中央、毛主席的口号已改为“一年左右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所以，在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后，只作了两个多月的备战，就在1949年4月21日开始了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伟大战役。

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军六十五师，是在1949年4月22日晚在安徽铜陵以西刘家渡渡过长江的，我们过江时没同敌人交战过。但也遇到过一个小的遭遇战：就是正当我们营几个连的渡江船队到达江心时，有一艘从武汉方向开来，往南京方向逃跑的敌人军舰，我们迅即展开向敌舰射击，敌舰也一边胡乱向空中开枪，一边继续向东逃去。

我们过江后，沿着宣城、广德、武康向杭州方向急行军，当时天公不作美，天天下大雨，因战争需要，队伍只能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继续前进，经过十多天的连续行军，5月3日到达时，先头部队已经解放了杭州。在杭州休整了十多天，主要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入城守则再教育。因为在渡江之前部队多是在农村作战、活动，对城市政策学习较少，华东部队在总结了渡江前攻打许昌、洛阳、开封等几座城市的经验教训之后，特制订了新的入城守则（这个入城守则后被中央军委转发全军参照执行）对部队进行入城的政策纪律教育，同时进行进军浙东的战斗动员。

5月16日从杭州出发，向宁波方向进军，5月21日夜晚我们部队从馒头山偷袭渡过曹娥江，经过上虞，继续向宁波挺进，5月22日解放上虞。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我们连队在路过上虞一个山区时，正好遇到一支四明山游击队，当他们看到解放军，真是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都从山上狂奔下来，同解放军握手、拥抱，热泪盈眶，似有说不完、道不尽的万语千言。因为我们是在行军途中，没时间多讲，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5月24日天刚亮，我们九连沿着田填边搜索边前进，到了慈溪县城（今慈城镇）西面一座宝塔下面，城里已经没有敌人，但发现在城东面山上一座寺庙中（后知是青道观），还有约一个营的敌人，凭借山势寺庙的有利地形进行抵抗，为减少部队伤亡，当时上级决定由正沿杭甬铁路路基向宁波进军的山炮营先轰它几炮，炮击后敌一部向宁波逃窜，残敌约七八十人被我营兄弟连俘获，还缴获一部分武器弹药。上午九时，我军占领了慈溪县城。之后，在上级指挥下，我们营继续担任先头部队向宁波市区进发，约在下午3时左右，我们首先占领了宁波江北岸白沙外滩一带，根据上级命令，天黑之后，在师、团架设在江北制高点上的火力掩护下，八连（即“许昌连”）在营教导员张才同志的率领下乘船沿灵桥下游渡江到东岸，首先抢夺灵桥。我们九连在连长李玉林和我指挥下，从白沙附近乘船渡江，在江东面粉厂附近登陆，迂回到江东敌人后方，还没来得及逃跑的约一个排的敌人，被我们包围在一个小楼上，经喊话敌人不肯投降，为减少部队伤亡，我们就给了他们一个小的炸药包，解决了战斗，俘获敌排长一名及若干敌兵，这个敌排长还很不服气地说：“你们打仗不是正大光明的，为什么偷偷抄后路？”我对他说：“淮海战役、渡江战斗不都是正大光明打的吗？你们还不都是失败了，我们在洛阳消灭你们青年军二〇六师也是正大光明打的，不是连你们二。六师的师长邱行湘都当俘虏了，现在解放军已经打到了宁波，就是明着打，你们还有什么高招。”他负伤了，开始还不肯让我们卫生员给他包扎伤口，经过我这么一说，他也无言以对，只好让卫生员给他包扎了伤口。(www.daowen.com)

溃逃到宁波的这部分残敌，代号为“长江部队”，据说是国民党青年军的一部分，征召的多是学生，待遇也比国民党其他部队高，受的反动教育也很深，所以很顽固。江东打完后，我们九连又奉命到南门一带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残敌，就又返回到灵桥休息待命。根据入城守则规定，为了不打扰市民，也为随时投入战斗，战士们连背包也没解开，就抱着枪，合衣躺在灵桥西头两侧的人行道上休息到天亮，实际上到5月25日凌晨，宁波城区和鄞县已全部解放。

宁波不愧是四明山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觉悟很高，对人民解放军非常热爱。25日，天刚刚亮，就有许多学生端着一筛一筛的宁波特产——金团等食品到桥上来慰问部队，根据部队入城守则规定的纪律，是不能吃群众的东西，但不管我们怎么婉言谢绝，学生们也不肯把东西拿回去，后来我请示了营教导员张才，他指示要我带几名战士和学生一起把东西送回学校，记得好像是在灵桥东头一所学校，并向校方表示感谢，才算解决。

宁波城区解放后，为了不打扰市民，当天（即5月25日），我们就奉命撤出城区移驻团桥，记得在移驻团桥的当晚，还发生了一件至今我还难忘的事，因为战斗已经结束了，伙房的同志想给全连同志改善下生活，晚餐的菜吃的是宁波的海鲜——螃蟹，不知是北方的炊事员不会做螃蟹没烧熟呢，还是北方战士从未吃过海鲜，肠胃不适应？结果造成全连干部战士拉肚子，上吐下泻，我和连长、副连长几个人从未遇见过这种情景，弄得有点措手不及，折腾了一个晚上，幸亏得到营、团卫生部门和当地医生的及时治疗，第二天全部好转，未出大事。第二天（即5月26日），即又奉命移驻梅墟镇，就在我们连到达梅墟镇的当天中午，部队正在开午饭的时候，听到天空中有飞机轰鸣声，紧接着又听到敌机机枪扫射的枪声，我和连长李玉林迅速出屋观察，发现两架敌机正在轮番向梅墟镇边江面上的一艘由镇海开往宁波的“江利号”小火轮低空俯冲扫射，我们一边火速派通讯员向营部报告，一边通知全连正在吃饭的战士们放下饭碗，组织全连轻机枪、步枪等轻武器进行对空射击。大概是敌机发现地面上有火力对它射击，调转头向舟山方向逃走了。但小火轮经敌机几次轮番扫射，船体已被击穿进水，轮机也被打坏，无法操控的船只顺流而下，并开始下沉，全连官兵都是北方人，大多不识水性，也不会摆弄船，但此时个个争先恐后，奋不顾身，跳进冰冷的江水中，拉的拉，拽的拽，终于把船弄到江边搁浅，还有不少战士直接跳进江水去抢救跳船落水、正在水中挣扎呼救的群众。等我们组织了一部分战士爬上船想去救人时，大家都被船舱内的一片惨状惊呆了：只见船中都是一片血水，死伤了不少大人、小孩、妇女和儿童，就在我们不知如何是好时，营教导员张才同志带领着营部的军医、卫生员、担架班都赶来了。在部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才把死亡和受伤的群众转移到梅墟镇里。当时船上载有IOo余名乘客，飞机上的机枪都是大口径的，杀伤力很大，被打死20余人，打伤25人，营、连迅速组织现有的军医、卫生员，根据自己能办到的条件，对受伤的群众进行包扎救护。幸亏，这天我们连很快组织了对空射击，否则敌机再多扫射几个轮次，那死伤的群众还要多。因此，当时不少被救的群众都跪在地上向解放军表示感谢，说：“你们是救命的大恩人。”还有一个国民党税务人员哭诉着对我们说：“我替国民党收了十几年的税，而今我的妻子、儿子都死在他们的枪弹下。”全连干部战士看到国民党如此惨无人道地对待手无寸铁的群众，都无比愤慨，发誓一定要早一天解放舟山、解放台湾，将革命进行到底，确保宁波人民平平安安，免受这种灾害。为这件事，我们九连还受到了当天赶到梅墟镇来看望全体同志的团参谋长张明同志的表扬，他说：“九连的全体指战员在刚刚参加了解放宁波的战斗，又在抗击敌机扫射小火轮、抢救受伤群众生命财产中英勇无畏、奋不顾身，又为宁波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对我个人来讲，八十多岁的人生，六十年是在宁波度过的，如果说河南是我的故乡，宁波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六十年来，不仅亲眼目睹了宁波的发展变化，而且，个人的发展成长也是在这六十年中。我十九岁参加人民解放军，解放宁波时还是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是部队基层连队的指导员。1950年从基层调到师、军机关组织部门和干部部门，进入上层机关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期间，由于部队工作关系，认识了美丽的宁波镇海姑娘戴亚琴，并于1953年10月结婚。从此我就在浙东舟山、宁波这块沃土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成长为一株枝叶繁盛的大树。婚后有了三个子女，到今天已经是一个四世同堂、十三口之家的大家庭了。1962年晋升为少校军衔，并晋升为准团级，1965年进入北京政治学院学习，达到大专文化程度，在学习期间，晋升为行政14级，1983年3月，晋升为行政13级，成为党和国家中高级干部。1969年受部队委派到宁波重工业系统参加支援地方建设工作，前后达七个年头，在这七年中对宁波重工业、机械工业的发展建设也作出了一些贡献。1976年由部队转业到宁波地区卫生系统工作。受地区卫生局的委派开始参与组织领导“宁波地区医院”的筹建工作。接受这样一个任务，对我来说是一件蛮重的担子，一方面，我在部队时虽然在医院工作过几年，只是做政治工作，对医疗业务可以说是外行；另一方面对基本建设更是一窍不通。但我是军人出身，是共产党员，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再大的困难也要勇敢去面对，在实践中边学边干。依靠上级领导和业务部门的支持以及筹建处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历经八个年头的奋斗，宁波地区医院终于建成开业。说实话，在这八年的建设过程中，由于当时建设资金和建筑材料都很紧缺，为了节省资金和建材，还真是动了不少脑筋，做了不少调研，千方百计节减开支，虽然苦点累点，将宁波地区医院（即现在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的前身）建成，也是我和全体参与筹建的同志为宁波人民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

1985年5月经组织批准离职休养，享受地专级政治生活待遇。由于子女都生活、工作在宁波，他（她）们对老人都很孝敬，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宁波经济有了又好又快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台阶，在共建共享中，我们老俩口也分享到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晚年生活过得非常幸福。昨方翻过丑牛历，转瞬甲子丑牛年，历史长河一眨眼，甬城经济几翻番，昔日宁波唯江厦，今朝大港立东方，八十三岁莫言老，待看明日幸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