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泰栋 方平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蒋家王朝面临土崩瓦解、摇摇欲坠之势。蒋介石“引退”到奉化溪口老家，却又非常害怕四明山的革命游击队，便调集嫡系部队总统府的警卫队、青年救国团、交警第十二纵队、“长江部队”、浙江保安团等到奉化、鄞西、慈南（现为姚南）一带“保驾”。四明山游击根据地顿时乌云密布，敌军一批一批地进山进行清剿，鄞慈县工委一时与各区失去了联系，各区干部都化整为零，坚持在山村独立作战。

2月24、26日两天，鄞慈县二区（原为武陵区）的民运工作人员萧章、朱敏和陈辉、徐角方（女）先后落入敌人魔掌，于3月11日，在余姚鹿亭乡中村的毛竹山里被丧心病狂的“浙保”杨柏年部挖坑活埋了。在我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敌人狼狈地逃跑了。乌岩及附近的群众，立即组织起来，发掘烈士遗体，重新隆重安葬。4月4日，在乌岩老祠堂召开了烈士追悼会，附近各村庄的群众，自发地扶老携幼、翻山越岭汇集拢来，祠堂里里外外挤满了人群，听了鄞慈县办代表用方言讲的悼词，会场上一片恸哭声，并立即激起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满腔怒火，讨伐反动派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乌岩村沉浸在悲愤的气氛中。追悼会成了教育动员和声讨敌人的大会，大大激励了广大干部群众与指战员更加英勇、积极投入战斗，迎接解放大军渡江南下，迎接宁波解放。

朱敏、陈辉、萧章、徐角方四烈士牺牲时，都只是20刚出头的小青年，他们虽出身于不同的家庭环境，但他们都抱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冒着生命危险，投身到四明山游击根据地参加革命。他们的一生虽都很短暂，但他们那种赤胆忠心为人民革命事业的精神和在敌人屠刀下威武不屈的大无畏气概是与世永存的。

朱敏，他原名薛家德，1929年3月27日出生，牺牲时刚满20周岁。父亲薛显庭是上海铁路系统一个小职员。朱敏从小聪明好学，在上海育英中学读书时，门门功课都是优良，而且能密切联系同学，思想进步，1945年初，未满16岁，就被育英中学地下党支部吸收为中共党员。1945年8月，抗战胜利，朱敏高中毕业考入之江大学，党组织关系就转到那里，并任党支部委员。朱敏在抗议昆明“12T”惨案示威游行等运动中表现积极，他的土木专业成绩依旧很好，尤其英语成绩最好，大家称他为“小博士”。之江大学在1946年迁到杭州，朱敏在成立学生自治会时，被选为自治会总干事。因他领导同学们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当局，被校方勒令退学。他又转到上海大夏大学。1947年底，上海党组织先指派朱敏为政治交通员，负责与四明山地区联系，1948年1月，即上了四明山。据当地群众回忆，他到达四明山乌岩、红岭时，正好天下大雪，山上白茫茫一片。他穿的是一件灰布长衫，头上戴着罗宋帽，脚上穿着一双套鞋，鞋外又缚着窘壳草鞋。这是武工队同志帮他穿的，是为了防滑。那一年的雪下得特别大，山上积雪很深，当别人陪他到山上“公馆”歇脚时，他还是第一次知道把小草舍称之“公馆”的，是前勤慈县特派员、已牺牲的朱洪山。

陈列于鄞州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内的四烈士事迹

朱洪山编的《公馆小调》被称赞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小调，于是朱敏他也编了一首歌：“公馆里那个暖洋洋，郎里格郎里暖洋洋……”大雪封山，“公馆“里的粮食很快吃完了。农历三十夜，只剩下一小袋炒米粉，朱敏就从“公馆”外面挖一点积雪和炒米粉拌着吃，戏称是“白糖拌米粉蛮崭”。半个月后，由四明工委组织部长薛驹分配他到鄞慈县办，县工委书记钱铭岐就要他在乌岩一带做民运工作，并发给他一支土造手枪，只有3颗子弹，而他对这支枪十分爱惜，时常擦清，用红绸包着。

朱敏虽说是个大学生，却很能吃苦，而且能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逢人总是大妈、大伯、阿哥、阿弟、阿嫂的叫得很亲热。看到有的山民生疮、害红眼病，他就出钱托人到城里带些眼药水、消炎药亲自为病人滴眼药水、治烂脚。他常给群众教唱革命歌曲，自己也编些“五更调”“莲花落”配上词。他挨家挨户发动山民组织“穷人翻身会”、“脚板工会”，搞减租减息，抗丁、抗粮活动；还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成立党小组，把民运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一年过去了，乌岩一带已有许多“红色堡垒户”，打下很好的群众基础。1949年的春节过去不久，国民党调来正规军“长江部队”，还有“浙保”对四明山封锁，后又逐村“清剿”，山里断了粮。朱敏所在的岩下村村民吃了这顿，没有下顿，他甚感不安，就于2月24日晚到平桥头去借粮。那天夜晚，天下着雨夹小雪，漆黑一片，他打着一只灯笼走在一条狭窄山路上，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沟。突然迎面来了一群“浙保”。朱敏想倒退已经来不及了。敌人追了过来，朱敏拔出手枪抵抗，子弹打光了。朱敏腿上、手上中了敌人三枪，他把手枪扔得远远的，跳到深沟中昏了过去。敌人抓住了他，雇人抬着他走，先把朱敏关押在石岭村，与萧章、陈辉关在一起。

陈辉，原名郑鑫庚，又名辛耕。宁波人，生于1928年5月12日。父亲郑庆福25岁离家去上海拉人力车，后在上海疏浚公司当挖泥工。母亲史秀娥，烟厂工人。陈辉兄妹5人，他是老大，从小很懂事，孝敬父母，爱护弟妹，省吃俭用，给他2个大饼的早餐钱，往往只买一个大饼，省下来的钱买学习用品。他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优良。小学毕业后，没有条件升学，到五金店当学徒，后因不堪老板虐待，愤而出走，又到杭州一家纸店学生意，仅一年几个月，纸店生意太差关闭，他只好回到上海。时值抗战沦陷时期，日本侵略军横行霸道，老百姓衣食无着，父亲整天拉黄包车还养不活一家人。他毕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他要发奋图强，就进入夜校学习，贪婪地借阅报刊杂志，增加知识，扩大视野。

1945年8月，陈辉通过自学，以较好的成绩考入《观察周刊社》当见习生。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国共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6月23日，陈辉参加了震动全国的上海“反内战、要和平”的游行示威。10月，陈辉又参加了地下党在八仙桥青年会创办的大众歌唱班，学唱进步歌曲，抄写革命标语。陈辉接受党教育后，于12月7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1月，陈辉与《观察周刊社》职工一起为要求提高工资举行罢工而遭开除。5月，他和顾迪一起离家（上海）到四明山，分配在吕明烽为中队长的三支五中队当战土。当时四明主力武装刚建立，条件十分艰苦，他却以苦为乐，在部队中从难从严要求自己，英勇作战。11月，陈辉被调到郭慈县工委武陵区（二区）做民运工作，任区委组织委员。12月25日，他和包纯和、杨祥瑞一起到集仕港处决了一个地头恶霸。1948年他又先后出色完成了在鄞西平原敌占区征粮征税、宣传发动群众等工作。由于他机智勇敢，虽然多次与敌人交手，都能做到化险为夷。(www.daowen.com)

1949年2月26日上午，陈辉、徐角方与何鲁、叶伦、刘翠娥、毛雪亮等共9人在庄夹岙“桃湾公馆”讨论如何对付敌军的清剿时，被“浙保”杨柏年部4个连的大部兵力包围。在分头突围中，陈辉丢落了近视眼镜，跌伤了手臂，遭敌逮捕，徐角方也同时被捕。两人都被押解到鄞西石岭村。

萧章，原名章德敏，小名百寿，参加革命后，改名小章，也称萧章（肖章），1928年10月出生于上虞县道墟镇庙楼乌台门。兄弟3人，他是老大，从小生活在农村，靠父亲章云卿在宁波为亲戚管理估衣店得到的微薄薪水维持全家生计。后来亲戚考虑到章家人口多、负担重，且为人忠厚，就把店业转让于他。于是章云卿才把妻儿从农村接来宁波共同生活。1940年萧章以较好的学业成绩毕业于苍水街小学，即考入战船街钱业会馆内的达材学社读初中。1941年4月，宁波沦陷，日寇强迫达材学社开设日语，萧章反对学日语，即与好友一起去一老先生处学《论语》《孟子》等文。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萧章考入私立浙东中学（现为宁波第四中学）高中部，在学校他主动负责主办一小图书馆，说“多看书，就不会醉生梦死混日子”。他关心国家大事，追求进步，追求民主。1948年春，他到上海考人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要读书、要和平”的学生运动。由于引起反动爪牙注意，他才不得不辍学回家，带回大批进步书刊继续学习。10月，他到鄞东松下漕的植本小学任教，为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燧火社”写稿，刻印蜡纸、投递传单、刊物，在他家里还设立“燧火社”读书会联络点。1949年1月19日，学校放寒假，他即与其他5个知识青年上四明山参加革命，被分配在鄞慈县办二区搞民运工作。当时，正值国民党调重兵清剿游击区，他又患有高度近视，为保存力量，组织上动员他和另几位同志暂回城市隐蔽，并留城做工作。当年2月3日，他又与一批青年同志一起第二次进山，仍分配在二区工作。因反动派围剿凶猛，萧章与其他同志都在“公馆”隐蔽打埋伏。2月24日中午，他奉命到乌岩找县办民运组，取得联系后，在基本群众家里吃了中饭，到街上买了一点黄鱼鲞与一些咸菜。当时他腰间插着一支土造木壳枪，在回区委“公馆”的途中，与“浙保”便衣队遭遇。敌人看他这副打扮，即冒充“自己人”，骗问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与谁交往。由于几句问话中露出一副兵痞流氓腔，萧章警觉到：“不是自己人”。敌人也觉得露了馅，立即动手围捕。萧章一问三不响，闭口不答，敌人就把他押送到红岭，关了一夜，第二天转押到石岭，与朱敏、陈辉关押一起。

徐角方，原名徐菊英，女，嘉兴人，生于1927年，幼年丧母，全家3口靠其父亲辛勤劳动勉强度日。12岁时，父亲积劳成疾，不幸逝世。姐弟俩的生活全靠舅父照顾。不料乡间闹灾荒，舅父失业，加上菊英在料理父亲丧事中负了债。小菊英不得不忍痛别离年幼的弟弟，给人家当养女，也做过童养媳。14岁她逃往上海，经亲友介绍，进入上海大来棉织厂当穿棕女工。1947年冬，参加上海震旦大学地下学联办的义务夜校，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948年2月，菊英积极支持他的丈夫王诚参加著名的上海申新九厂罢工斗争。丈夫因这件事被厂方开除，更激起了她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仇恨与反抗。当年9月，她与工友一起为要求增加工资与厂方进行了斗争，也遭厂方开除。他们夫妻俩更积极地在震旦义务夜校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不料于1948年7月，夜校被反动当局勒令停办。夜校教师、地下党员黄志刚仍组织大家继续活动，为了迷惑敌人，保护自己，师生都改了名，徐菊英改名徐角方，意谓争取解放。

徐角方在地下党员黄志刚的支持下，于1948年12月毅然离开上海到四明山参加革命。此时，正遇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围剿游击区，逼迫四明山军民的生活陷入绝境。徐角方时任鄞慈县工委二区联络站站长，她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不辞劳苦日夜串门访问群众，积极投入借粮挤贫工作，及时解决群众口粮问题。1949年2月26日上午，徐角方和陈辉、何静英、刘翠娥、何鲁等9人在庄夹岙“桃湾公馆”讨论对敌对策时，由于一个反革命分子告密，“浙保”包围了“公馆”。在分头突围时，徐角方和陈辉不幸被捕，徐角方单独囚禁在石岭林秀娥家中。朱敏、陈辉、萧章3人囚于不远处的另一间小屋里。

当萧章、朱敏、陈辉、徐角方先后落入敌手，被关押在石岭村后，个个都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朱敏、陈辉、萧章同关一室，他们互相勉励，共同高唱《国际歌》，还向看守他们的“浙保”士兵宣传形势、讲革命道理。那些被抽壮丁到国民党部队的士兵很爱听他们的宣传，也很同情革命，为他们提供笔与纸，告诉他们军事实力情况。而“浙保”营长杨柏年等反动军官却以严刑拷打、封官许愿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段来威逼他们屈服、招供。尤其是对萧章，以为他是个刚参加工作的新兵，未经锻炼的书生，容易打开缺口，竟凶残地对他施行了5次电刑，企图从他口中获得一些我方情况。萧章虽受尽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但始终咬紧牙关，不吐露一句。回到被关押的屋中，得到朱敏、陈辉的鼓励，大家都一致表示要忠于革命，宁死不屈。

徐角方被囚禁在石岭村民林秀娥家中，敌机枪连连长于德彪见徐角方年轻有姿色，心生邪念。一次想劝说徐角方给他当老婆，不但可免于一死，还可以与他一起享福。徐角方听后就大声怒斥。敌人则以枪毙恫吓。徐角方无所畏惧地说：“你们拣好地方，我就跟你们去！”表现了一个革命女战士视死如归的英勇精神。徐角方身陷囹圄，置生死于度外，却时时关心着同志的安危。当她得知朱敏、萧章等同志经受严刑后身体虚弱不堪，且吃不饱饭时，就不顾岗哨枪刺阻拦，捧着小饭桶冲出门，几经交涉，把饭送进了朱敏等关押房屋。当她见到林秀娥一家人面黄肌瘦，以紫云英（草子）充饥，又把白米饭送过去，宁愿自己挨饿。见秀娥为她的安危担惊受怕，她却劝慰秀娥：“敌人的刑罚其实并不可怕，牙齿咬一咬，昏过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要革命，确实有危险，但人总有一死，为人民利益而死是很有意义的。”她还劝秀娥也应该离开家庭去参加革命。秀娥是个结婚不久的新娘，与徐角方年龄相仿，很合得来，秀娥不忍心这位好姑娘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情愿自己担风险，劝她从后窗逃出去。徐角方却微笑着婉言谢绝了，说：“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为老百姓的，如果我走了，你们人难做，不能害了你们。”

3月10日，敌人将朱敏、陈辉、萧章、徐角方4人押往余姚鹿亭乡中村。11日天亮前中村的有些群众只听得对面毛竹山那边有呼喊口号声，却没有枪声。天亮后敌人撤走了。村民跑到山坡下，看到一堆隆起的新土，就挖开土堆，发现坑内先是乱石，下面压着朱敏、陈辉、萧章、徐角方4位烈士，他们的手都是被反绑着的，身上还有被刺刀捅过的窟窿，原来烈士们都是被敌人惨无人道地先用刺刀捅再活埋的。

后来，我鄞慈县办同志去石岭朱敏等人被关押过的地方察看，发现墙壁缝中有张香烟壳纸卷起来的小纸卷，展开一看，原来是陈辉、朱敏、小章于3月8日写的一封遗书。之后，秀娥的婆婆又交来一封陈辉、朱敏、小章署名写于3月3日的一封遗书。从笔迹看遗书是朱敏执笔的。在3月3日的信中，他们还检讨自己警惕性不高，使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讲了他们在被关押中的遭遇和表现，又讲了敌人军心涣散和兵力情况，他们对革命胜利即将到来充满信心。写3月8日一信时，他们已感受到敌人就要下毒手了，就在信上一再表示不怕牺牲，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还特别提到陈辉身上一些党员、干部的表格，不幸落入敌人手中，自己责备自己不小心给党造成损害，希望组织上立即通知那些党员和同志，以免遭不测。两封遗书，使他们对党对革命忠贞不二的赤诚之心跃然纸上，这就是我们党哺育成长的年青革命战士所具有无私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烈士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