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光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节节胜利，在短短几个月内，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使革命进程大大缩短了。1948年9月，毛泽东预计：从1946年7月算起，准备用5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政府。仅仅过了两个月，到1948年11月，毛泽东就说：“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倒了。”事实正是如此。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北岸，随时准备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蒋介石于1月21日“引退”，南京国民党政府陷于土崩瓦解、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

为迎接全国革命迅速胜利发展的形势，中共浙东临委于1949年1月25日至28日在新昌县回山村召开会议，通过了《浙东胜利前夜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定。与此同时，中共四明工委也于2月20日至25日开会，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当时，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的浙东革命队伍和群众，盼到了胜利的曙光，无不欢欣鼓舞，斗志昂扬。在四明地区，由于蒋介石“引退”后到了奉化溪口，调来了第八十七军和交警两个总队，及一些地方部队，驻扎奉化周围，对附近地区进行扫荡，企图作垂死挣扎，这对四明地区造成了严峻的形势。四明工委及时分析了形势，认为这是胜利前夜的最后一个难关，是暂时的，不应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同时也不能麻木不仁，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必须争取时间，抓住有利条件，积极主动地对敌人开展军事、政治攻势，粉碎敌人临死前的挣扎，努力扩大革命力量，为迎接浙东全面解放作好准备。

朱之光（1918-），浙江余姚人。1938年入党，中共四明工委副书记兼姚虞县工委书记、四明特派员办公处特派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宁波专员公署专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为了向广大群众宣传全国胜利的形势，鼓舞斗志，壮大革命力量，加强对敌人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土气，粉碎敌人的垂死挣扎，进一步争取开明人士，扩大革命的两面政权，为逐步建立公开的革命政权创造条件，我们四明特办和姚虞县办利用春节之际，在余姚沿江区夏巷村和赵家园村（现为肖东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淮海、平津战役伟大胜利，迎接新春更大胜利的群众联欢大会。1949年1月28日是农历除夕，我们邀请了沈宗汉、袁长根、毛才棠等开明人士和其他统战对象、革命两面派保长、群众积极分子同我们机关、“小钢铁部队”、武工队战士一起共进“年夜饭”。席间，我和薛驹等几位领导同志向大家祝酒，共庆胜利。饭后还举行了联欢活动，气氛十分热烈。第二天，农历春节的下午，在赵家园村召开了号称万人的群众大会。会上宣讲了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伟大胜利和革命的大好形势，接着演出了干部、战士和群众自编自演的《蒋介石哭灵》、《华松叹五更》（蒋军驻龙坑的中队长）、《阿祥当兵》等活报剧和化装演唱节目。会场上锣鼓喧天，一片欢腾，会后边串村游行，边跳秧歌舞、走高跷、舞龙、化装拜年。整个庆祝活动既非常热烈又秩序井然，体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亲密无间和夺取全面解放的必胜信念，收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教育效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举行这次活动的地点，离余姚县城仅20多里，我们也没有多少武装力量保卫，只布置了民兵在附近放哨，敌人未敢出动，可见敌军之孤立和士气之低落。这也是对我们战士和群众的极大教育，使人们亲身感受到国民党统治的大势已去，取得全国胜利的日子不远了。

在余姚沿江区群众庆祝大会以后不久，大约在2月下旬，我收到了浙东临委顾德欢的来信，调我去浙东行署工作。这是浙东临委根据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所作出的决定。

政权问题是革命的基本问题。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就是建立什么政权的斗争。我们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目的是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了革命政权是随武装斗争的发展逐步建立的，浙东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部分，浙东的斗争既要从本地实际的可能和需要出发，又要服从和配合全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因此，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不论从浙东斗争的需要，还是从配合全国斗争的需要出发，都应及时地实行由隐蔽坚持到发展武装斗争的转变。可是在一开始，在下面虽有个别的缴枪等军事行动，但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根据全国形势的变化，正确把握革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及时实行这个转变。直到1947年3月，顾德欢调来浙东工作，才明确提出发展武装斗争，恢复浙东根据地的任务。不久就重建浙东武装，公开宣传“三五支队回来了”，并用浙东行政公署临时总办事处和四明特派员办事处的名义公开发表《告浙东同胞书》和布告。虽然，当时浙东革命力量还很弱小，但在政治上公开宣布了革命武装力量和革命政权的存在，这本身就是对敌人的政治进攻，就是对正面战场的配合。

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主要战场由解放区转移到了国民党统治区。毛泽东称这个转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可见其意义之重大而深远。1947年底1948年初，浙东临委根据全国形势的这种变化和浙东武装斗争发展的需要和可能，为了配合正面战场，更大规模地牵制敌人，扰乱其后方，也为了改变我浙东武装力量与敌纠缠于原根据地的局面，扩大浙东根据地，强调指出：解放战争时期敌后斗争与抗日时期敌后斗争具有不同性质，不能受过去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局限，要在继续加强四明地区游击活动的同时，集中部分主力，实行由内线作战向外线进攻的战略转变，向台属地区发展，打通会稽，开辟浙东敌后第二战场。为此，提出分散游击和集中行动相结合，要求在军事上统一起来，建立浙东人民解放军，同时要在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基层政权。

革命政权是革命武装斗争的产物，反过来，革命政权又是发动群众、壮大革命队伍、加强对敌斗争、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和手段。军事打开局面，不是单纯军事观点，随着武装斗争发展，越来越需要发挥政权的作用。随着浙东各地区革命力量的发展，浙东临委的主要负责同志认识到在继续加强各地区分散发展的同时，迫切需要加强对各地区工作的统一领导，需要发挥政权的作用。因此，在1948年冬，浙东临委提出在台西地区建立浙东中心根据地和革命力量的公开领导中心，并建立浙东临时人民政府，加强对各地政权工作的领导，用行政力量开展工作。应该说，当时提出这样的任务是及时的、正确的，这不仅是发展革命力量的需要，也是改进领导方法的需要。由于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胜利发展，迎接解放，做好接管城市的准备工作，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因而加强对浙东工作的统一领导，建立浙东政权，发挥政权的作用，成为迫切的需要。这就是浙东临委急于调我去浙东行署的历史背景。

在战争环境下，支援战争是政权工作的首要任务。浙东革命队伍的日益壮大，财政拮据，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同时，在新的形势下，已有可能也必须运用政权力量充实财力，加强对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管理，这也是急于建立浙东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四明地区负责过财经工作，当时浙东主力的给养有相当部分是由四明地区提供的。调我去浙东行署工作的主要意图就是为了加强财经工作。顾德欢同志给我的信里就明确提出，要把全体经济工作人员一起调去。(www.daowen.com)

接到顾德欢的通知以后，我在动身前做了三件工作：一是在章雅山向赵士炘交代了我原在四明地区的工作。二是做好土匪工作。为了团结一切反蒋力量，保证基本群众的利益和我们的安全，过去做了土匪工作，取得较好效果，为防止因我调动工作而引起他们变化，特在临走前约他们在桃花岭谈话，向他们讲明形势，要他们继续信守诺言，保证基本区的稳定。三是为了不影响以后四明地区的经济工作和处理未了事宜，经研究决定把经济工作人员分成两部分：周纬、丁大章、俞存潮等仍留在四明地区，其余同志和四明特办的人员约20余人和我去会稽。在3月10日前后，我们出发南进，当时我没有想到会很快回到宁波，抱着与老区同志和群众告别的心情，凡是经过的村子都看望老同志话别。丁大章等送我们到新昌县界，由于要经过新区，“小钢铁部队”护送我们过曹娥江。我们临行前，郑一新等17位同志刚从解放区带来一批文件和枪支弹药，我们带走一部分文件，沿途学文件，组织部分同志抄文件，还进行军事训练。总的说，一路上比较顺利，同志们情绪也很高。4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们到达诸暨陈蔡，这是一个大村子，到处是我们部队和机关的同志，真是一派解放区的景象。坚持斗争以来，我们第一次白天行军，又特别受到马青、张任伟、诸敏等领导出村迎接，部队和机关同志夹道欢迎，这样破格的热烈欢迎场面，使我们深受感动，许多同志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我们一到陈蔡，顾德欢就找我作了推心置腹的谈话。他向我传达了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和刚刚结束的浙东临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要我实际负责政权方面的工作，筹建浙东行署，并指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抓好财经工作，为便于开展工作要我兼任会稽工委副书记，还对近期工作作了具体指示。

在陈蔡期间，我们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浙东临委的部署，立即着手建立浙东行署的机构。临委已确定马青为行署主任、刘清扬为秘书长。按照临委指示，当时政权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搞好财经工作，为工作急需，还举办了财经会计培训班。我们决定：由李勤负责财务会计工作，还以她为班主任，杨枫为指导员，从“燎原”干校抽出了沈明天、王惠卿、邢爱琴、岑秋琴、莫逸等20余名学员进行短期培训；由韩友芳、王智才、黄志先等组成征粮队，并立即开始组织征粮工作。民政方面的工作，由陈刚负责，还有陈帜东、沈士芳以及起义的分水县县长项作梁、松阳县县长祝更生、丽水县县长张慕槎等，其余同志负责机关工作和警卫工作。

根据当时革命队伍的状况，浙东临委决定，抓住大军到达前的时期，集中时间突击学习政策，整顿思想和工作作风，着重克服单纯军事观点，分散独立思想，克服政治上、组织上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由于我们长期处于农村游击环境，独立分散活动，战斗频繁，忙于应付眼前的敌人，缺乏系统学习，面对即将取得全面解放的形势，大家非常兴奋，但对解放后工作重心的转移，要求政策上、宣传上的统一性以及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上的转变，都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这次主要学习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央关于城市工商业政策、新区农村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文件，着重检查纠正游击作风，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学习时间虽短，还是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以后顺利地迎接解放，提供了思想条件。

我们到陈蔡以后，就同浙东临委和浙东主力部队一起行动。1949年5月7日，浙东部队解放绍兴县城，我们也随即进了城。接管绍兴县城的工作，总的由诸敏负责，行署的同志主要是接管伪县政府。陈刚被临时任命为公用科长，保证不停电和电话畅通。民政科的同志组织旧政府人员登记，接收档案等工作；财经处的同志接管财政、税务、金融等机构；不久，征粮队的同志就到柯桥一带征粮。

绍兴解放后，顾德欢等几位同志去杭州向浙江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他回来后同我谈话，传达了浙江省委的指示。我现在能记得的有3点：一是浙江省委肯定了浙东党组织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坚持了党的红旗；二是本地干部要多向南下干部学习，今后党政干部的配备，一般由南下干部任正职，本地干部任副职；三是省委决定马青任绍兴地委副书记，我为宁波专署副专员。此后，我们就开始移交绍兴的工作，到柯桥迎接大军，并随大军东进。5月21日大军渡过曹娥江，占领百官，我们立即派沈士芳通知余姚的同志准备粮草供应大军。那时，大军送给我们一匹军马，大家轮换乘骑，途经春晖中学附近，专门去看望了该校师生，受到热烈欢迎。23日到余姚，约见了沈宗汉、邵子炳、张春阳、姜枝先、谢子勃、李纪佑等过去有联系的民主人±，还见到了韩友芳的父亲。他说：“打江山难，坐江山更难。”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5月25日我们到宁波，住在江北岸外滩的一家银行里，不久转移到原国民党鄞县县府大院。以后成立了宁波市政府，专员公署驻设北大路。

宁波专员公署的机构是在浙江省委和二地委的领导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在开始相当一段时间，只有粮食局、秘书处、民政处和一个警卫队，而且当时军管会是对外唯一的权力机构，我们都穿军装，带军管会的符号，用军管会的名义开展工作。过了几个月以后，省政府发来一个《关于各级政府机构设置和建立文书档案等制度的文件（征求意见稿）》，从此，专署工作逐步开始走向正规化，但财经处仍不在专署机关，由军管会财经部长、专员苏展直接领导。

（选自《解放战争时期宁波地区革命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