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衣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赖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此时，我们浙东游击区的革命斗争，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1月25日，中共浙东临委在新昌回山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浙东胜利前夜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国民党对浙东农村的统治正在迅速崩溃中，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斗争已转入配合大军解放浙东的过渡时期。临委并于此时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2月10日攻克天台县城，17日解放三门县城海游镇。

在四明地区，形势也大有好转，春节前后，四明各地载歌载舞欢庆三大战役的胜利，迎接解放。被国民党列为重点清剿的姚南，1月29日，正值农历正月初一，在距城仅20余里的沿江区夏巷村广场上，大白天召开庆祝淮海、平津战役胜利大会，参加群众达万余人，还举行化装表演。我们还增加《四明简讯》的发行量，通过各种渠道将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寄发给城镇中的工人、学生和国民党的军政要人。但由于蒋介石的老巢在此，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第二日即到奉化溪口，退居幕后策划。为保卫他的安全，在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指挥下，成立了溪口保安司令部，并调集第八十七军（“长江部队”）、交警第九纵队、第十二纵队、青年救国团等部，部署在溪口外围；调集省保安司令部所属的7个营进四明山区扫荡；第八十五军军长吴求剑兼了二区（宁波、绍兴）专员，命令所属9个县的保安队对四明山区实行封锁，“禁止民众出入封锁线，停止物资交流”。这一切顿使我们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中，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由于全国胜利即将来临，我们毫不畏惧、信心十足地投入了这场斗争。四明工委于2月14日发出反“清剿”、反封锁的紧急指示，号召四明全党、全军为保卫群众切身利益，度过最后难关，夺取最后胜利，解放全四明而斗争。

陈布衣（1914-2007），浙江嵊县（今嵊州）人。1938年入党，曾任四明地区姚虞县委书记、南山县委委员、中共四明工委书记，先后兼任第三、第五支队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宁波地委常委、副专员、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四明的主力第五支队，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依靠群众，在山林间与敌人周旋，伺机伏击小股敌人，各县区干部则和群众一起沉着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许多干部在斗争中表现得非常英勇，例如鄞西朱敏、陈辉、萧章、徐角方（女）4名地方干部不幸被捕后，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活埋于中村的毛竹山脚。我们还用四明特办名义发出通告，警告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认清形势，停止抽丁、抢粮、屠杀人民，争取立功赎罪。对下层官兵则进行策反工作，或组织起义，或配合我军里应外合地打击敌人、收缴枪械。3月2日晚，由觉醒了的敌士兵配合，余上县地方武装“飞虎队”和四明主力两个排，包围了驻庵东区小安街的两浙盐务税警第三区第十五队，俘获税警1个排，缴获机枪1挺、步枪28支、木壳枪1支、枪榴弹筒2个。

3月中旬以后，四明山区出现了相对稳定局面。八十五军军长兼二区专员吴求剑命令浙保一团从山区各据点撤离，将该团编入第八十五军。至此，反“清剿”取得胜利。

2月中旬，顾德欢、王起率临委机关向会稽地区移动。3月19日，马青率主力离台属与临委机关会合。这时临委发出《浙东当前工作的具体部署与领导上的重要问题》的指示，决定以会稽地区为中心，建立临委固定的领导机关。2月21日、3月3日、3月10日临委3次通知，要我带四明主力去会稽会合。2月21日的通知说：“如果你处主力没有其他作战有利对象，则决请陈带四明全部主力来会稽会合一次，以求配合行动，合力扫清百官至嵊县一线敌人，同时还可能配合三支其他行动。”3月3日的通知说：“如果四明主力最近在四明没有重要的较大的仗可打（要能一次缴到百支以上步枪、七八挺机枪），则决定由陈率领全部主力（县武装不在内），与周（指朱之光）同来这里会合，参加重要军事行动，并具体讨论大军到达前的整个工作。”3月10日的通知则说：“最近会稽情况可能有变化。同时这条路线你们比较生疏，故决定请你们仍经台属走。”

我和朱之光去临委前，分别对四明工作作了总结。我总结四明的武装斗争，写了一份《四明主力与地武三个月工作总结》。总结自上年12月四明主力一个中队上调浙东主力后的发展情况：四明主力已从110人发展至230人，编为3个中队；各县地方武装由14个班、150余人，发展至26个班、270余人，共计500余人。比起兄弟地区，我们地区的武装发展似乎慢了一些，这是由于我们所处的形势比较险恶，又负有支援台属的重要任务。临委曾指示我们：“四明基本应成为一个后方，首先在军工建设、经济上及干部培养上支援西面发展工作。”1948年1月，四明武装第三支队上升为浙东主力，6月20日诸敏率领的挺进会稽、转战台属的“坚强部队”中有慈镇县上调的一个排和姚虞县的“胜利部队”。1949年1月2日，马青率临委机关去台属，随马青上调的有五支队的“铁马”中队约90人，嵊新奉独立大队70余人，加上其他干部、医生，据康志荣回忆，共210人。当然，部队发展较慢也有我们工作上的主观原因。

我于3月中旬带五支队去会稽，3月25日在东阳巍山镇与第一、二、三支队会师，27日随临委机关向诸暨的斯宅、横山、陈蔡进发。到陈蔡后，我与储贵彬留下开会，戚大钧带五支队与二支联合行动，4月9日攻打绍南的车头镇，歼敌1个大队；4月11日，袭击了曹娥至嵊县之间的蒿坝车站。

陈蔡会议，又称临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于4月5日召开，12日基本结束，为向中央请示有关问题，21日才总结。顾德欢说：“这是一次临时的、非正式的扩大会议，因为浙东6个地区有4个地区没有人参加”（见顾德欢给台工委的信）。由此，参加会议的各地区同志只有四明和金萧的蒋明达。朱之光到陈蔡时，会议已结束。

会前，临委于3月24日向中央发电请示：“我们最近带三支、二支（会稽主力）驻东阳巍山镇，四明和路西负责人日内亦带一部分武装到此会合。我们急于解决以独立自主的分散发展到适当的集中统一领导，继续发展与初步巩固，关于军队指挥与建设、政权、财经工作加强，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准备配合大军等等具体工作问题，故急于了解上级指示。”3月27日又向中央请示：（1）应集中力量巩固原地区还是发展新地区；（2）应着重分散的游击战，还是集结力量打较大的仗；（3）敌军关系，应着重迅速起义，还是大军到达时再配合；（4）我们的工作重心如何？主要应做好哪几件工作？

中央将浙东的电报转华东局。4月2日，华东局复电指示：“目前你们不应过分强调统一集中，而应仍以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争为行动方针，注意保存干部和实力，注意应付敌人的严重扫荡，注意研究中央政策，训练干部，待与大军会师。同时，应防止敌人有计划部署起义到我阵营，并进行破坏。你们一切军事行动计划，不应从配合大军出发，而应从本身实际情况出发。”（当时浙东虽隶属华中工委，但临委只有中央电台的呼号和密码，3月18日才接上中央的电讯联系）

华东局4月2日指示，临委7日才收到，此时会议已开始。会议有4项议程：（1）讨论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研究当前浙东工作的方针、任务；（2）讨论农村根据地的工作问题；（3）接收城市的准备工作问题；（4）保证干部团结，加强思想领导问题。收到华东局指示后，即重新研究，并于11日将讨论后得出的“认识与结论”报告华中工委、华东局并中央。报告提出6个问题：（1）关于全国形势，“认为二中全会是准备掌握全国政权，开始建设新中国的一个大会，就全国范围讲，战争已近结束，建设已成重心，党的工作重心应由乡村移到城市。”（2）关于浙东形势与方针、任务，认为“浙东即将全面解放的形势既已肯定，目前一切工作更不必急速求成”。“因此今天必须明确决定，最近短时期的中心任务，浙东各地均应把现有力量整理与提高（其中心在于从负责干部起加紧研究中央政策与训练干部）准备大军及上级党到达时接受新的任务。”（3）关于军事工作，“决定在各地进行短期（半个月至一个月）突击整训。”“对付敌人的扫荡，仍以分散的游击与外线活动，达到保存力量，坚持完成自己预定计划为方针。”（4）关于敌军工作，“不应再追求大股起义，以致反而增加自己困难。”“但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小股起义，内应外合，解除敌人武装，壮大自己，仍不放松。”（5）关于过渡时期游击根据地的工作问题，“应着重在已经初步打开局面的地区加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工作。”（6）“在工作地区上，目前临委领导中心放在会稽地区，浙东主力以会稽及以台属西部为主要活动地区。”4月19日华东局复电：“你们的认识和布置一般都是对的。”“惟第五条对发动与组织群众一项仍须慎重考虑，因为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是一个很艰苦的斗争过程，亦不宜急于求成。你们在先着重训练贫雇农干部是很正确的，但不可在尚无准备的条件下，就去发动减租、反贪污、反恶霸、诉苦伸冤、控诉战犯等斗争。”“至于农村群众组织中央已有规定，只组织农民协会，不组织贫农团，减息口号亦不必提出，希予以注意。”收到中央复电后，临委于21日正式总结，顾德欢作了题为《关于接管城市的准备工作问题》的报告。我在了解中央指示和临委部署后即返回四明。同时，临委通知五支队亦返四明。朱之光则留在会稽。

我在返回四明途中，听到大军渡江的消息，到四明后又收到钱铭岐关于“青救团”起义的来信。我一面启程赴鄞西，一面通知五支队赶往鄞西。4月28日，我到达鄞西乌岩村，五支队亦同时到达。五支队在返四明途中，袭击了章家埠敌兵站，缴获了100余担药品、布匹等军需品，查封了一个国民党的银行办事处，缴获一大笔款子。当接到我的通知后，五支队以两个晚上急行军赶到鄞西。从临委回来时，我带来了临委调拨的收发报机、密码和报务员，从4月29日起，即与临委直接通话。此后直到5月15日临委电台上缴省委止，10余天时间里，先后收到临委11份电报，我们在临委的及时指导下，这段时间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一）扫除四明山区及外围集镇敌人据点，创造了安定的工作局面。国民党曾在四明山区及周围集镇建立70余个据点，我们回四明山时，由于全国形势的胜利发展，敌人在山区内的据点陆续撤离，但仍占据着外围集镇。我们从5月1日起，自东而西向盘踞在集镇的敌人发起全面进攻。5月1日在鄞慈县中队和起义的“光明部队”配合下，经过激战，攻占了鄞西重镇黄古林。5月6日五支队与“光明部队”共千余人，从鄞西蜜岩出发移师姚南菱湖乡，准备次日进击梁弄镇，敌闻警连夜逃窜。5月7日梁弄解放。我率四明工委部分干部进驻梁弄，至此，四明山区及其外围集镇均被我们控制。

5月中旬我们曾挥师西向包围上虞县城丰惠镇。正当攻击时，发现城内敌人已增至2个团。我们按照华东局和临委指示精神，进行分析研究，决定撤离包围，停止攻坚战，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二）召开四明工委扩大会议，传达和贯彻临委会议精神。5月5日，四明工委扩大会议在大岚召开。会前，临委于5月3日电示四明工委：“你们的扩大会议应以进行胜利前最必要的思想上、政策上的准备为中心内容。对任弼时同志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及总部约法八章应很好的传达与集体讨论（联系四明这时期执行政策及干部思想作风的检讨）。华东局2日、19日两次指示的基本精神，一直到你们与大军会师以前都仍是适用的，望仔细研究，仍是你们此次会议的根据。”并要求四明工委向到会同志阐明中央政策的精神实质。会议通过学习、讨论，树立了如下观点：（1）深刻领会临委指示：“在这种时候，我们更应保持冷静，不必性急，力戒冲动。”因此，各项工作要稳步前进，逐步提高。接管城市的方式是等待与大军会师后，根据上级的通盘计划去进行。目前对城市工作不要操之过急，应收集各种材料，报上级处理；在农村中主要是加强形势、政策的宣传教育，不要急于发动群众，搞诉苦复仇斗争。（2）树立以城市领导农村的观点。我们干部中农村观点浓厚，建设性差，带有复仇性、破坏性，要切实纠正。（3）加强党的领导，防止产生各种偏向。为此，要提高干部执行和掌握党的政策的水平，当前首先要克服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反对游击习气、分散主义和经验主义。事先要请示，事后要汇报。（4）进城后要保持艰苦朴素、刻苦耐劳的作风，克服功臣自居、地位观念和享乐主义思想。

会后，四明工委主要抓好以下工作：

（1）建立城市工作机构，开展城市工作。根据浙东临委指示，四明工委建立城工部，由工委委员钱铭岐兼任部长，刘路平为副部长。各县设立城工科，配备熟悉城市情况的干部。党对城市工作的要求是：安定人心，维持秩序，保护城市各项设施，以便大军到达后接管。城市机构建立后，中心是宣传“约法八章”，使各阶层人民和国民党人员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同时做好城市的调查工作，为入城后开展各项工作作参考。为此，普遍给各县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写信，劝导其认清形势，保护城市。同时组织工人、学生护厂、护校，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将宣传资料寄给有关人士，积极争取地方代表人物的支持。根据顾德欢4月21日在临委第三次会议上《关于接管城市的准备工作》的总结，“10万以上人口或有战略意义的城市原则规定由临委城工委直接负责准备工作。”临委规定宁波等6城市由临委城工委直接负责，四明负责上虞、慈溪、镇海三县，余姚委托四明工委负责。5月2日临委指示四明工委：“甬城准备工作进行情况望告，钱主要应掌握这一工作，希策动各城市地方上层实力派组织应变会等类，以保护城市，维持在我们入城前的秩序。”钱铭岐即策动宁波上层人士成立应变会，约见鄞县城区上层人士的代表至鄞西望春桥，检查落实保护城市措施。各县的城市工作机构，也根据四明工委的要求展开工作。在城市调查方面，城工部拟订了城市工作调查提纲和要点，调查内容包括面积、人口、行政区划等一般情况，及反动党政军警宪特等机构、公产、逆产、公用事业、重要工商业、社会团体、文化事业、外侨、特种行业及其他社会事业、名胜古迹等14个大项。对调查内容均编写成资料，供接管人员参考。(www.daowen.com)

（2）整理内部、培训干部。临委4月23日指示，要在10天、半个月内，“以突击精神完成整理内部，学习政策，加强纪律性。”对此，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主力五支队在军事行动的间隙，进行短期的突击整训，一面学习政策，加强纪律性；一面继续提高战斗意志，克服在胜利形势下产生的各种不良倾向。

各县组织县、区地方武装及区乡干部突击学习一星期，学习内容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为主，着重克服无组织、无纪律与违反群众纪律现象。规定今后一切要按照大军及上级命令办事，并树立了为大军服务的思想。

对不脱产的基层干部、党员和基本区的群众，采取正面教育的方法，由各区干部按四明工委拟订的“宣传教育大纲”，联系实际，进行讲解。

为培训干部，四明工委于5月8日在姚南章雅山村举办了城工干部培训班，吸收各地知识青年参加学习，并抽调一部分干部作骨干，共有学员百余人。学习内容以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城市纪律等为主。培训结束后，部分学员分配到各县，其余组成随军工作队，随四明主力部队行动。与此同时，各县也组织培训班，如慈镇县组织了有40余人参加的培训班，武装干部思想，为接管城市作好准备。

（3）筹集粮食、柴草，成立支前办事处。5月15日，四明特办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县、区、乡突击筹集大米400万斤，以备大军两个月的需要。5月21日，四明地区成立了支前办事处，下设总务、供应、民管三科，由陈布衣兼任主任，各县区也普遍设立支前办事处，均由县办主任和负责财政工作的同志兼任正副主任，协助大军解决供应、交通、运输等问题。

（4）号召群众慰问解放军和参军。四明工委扩大会议时布置各地欢迎解放大军，当时群众热情很高，组织欢迎队伍，舞龙舟、跑马灯，以志庆祝。群众还用民间曲调编成各种说唱。鄞慈县南山乡群众准备了5头猪和一批香烟、老酒等慰问品慰劳大军。乡妇女会决定，每户做一双布鞋慰劳大军。姚南沿江区夏巷渡群众，连夜做粽子、汤团，慰劳每位解放军两个鸡蛋、两个粽子、四个汤团。姚南左溪乡鲁家岙王石小学全体学生凑了40只蛋，准备慰劳大军，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我们是山里的苦学儿，很惭愧没有好的东西慰劳自己的部队。”“这里聊表我们苦学儿千里送鹅毛的一点心意……欢迎你们早点到我们山里来。”同时，群众纷纷要求参军，各县、区地方武装迅速发展，为解放后建立县大队、区中队奠定了基础。

（三）接收敌军起义和土匪的投诚。由四明工委直接接收的有两支起义国民党军和两股投诚土匪。

4月23日，青救团第九支队在方步舟、郭晖日率领下起义。该部原系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第六大队，驻扎在武汉地区。1949年1月编入蒋经国为团长的“青年救国团”。在武汉驻扎时，经我江汉军区三地委城工部的策反，准备待机起义。2月初，突接调甬命令。到甬后，驻扎在集仕港镇一带。当方步舟、郭晖日发现四明山区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时，曾召集老部下密议，并派员进山，希望取得联系。4月21日，大军渡江，方、郭认为起义时机已成熟，正在筹划时，因部下告密，方、郭不得已于23日中午匆促率部起义。该部进抵四明山区石岭村后，张贴起义标语，要求保长去找游击队。事为鄞慈县工委侦悉，遂派员联系，当获悉确系起义时，钱铭岐在红岭村接见了该部领导人。驻甬之敌第八十七军曾派部由车厩和鄞西两路夹击该部，遭鄞慈县中队阻击后撤退。4月28日，我接钱铭岐来信后与薛驹率五支队到鄞西乌岩村，当天下午举行欢迎会，授以“光明部队”番号。该部起义时约800余人，部分逃散，整编时为650余人，携来重机枪1挺，轻机枪24挺，步枪240支，卡宾枪24支，短枪3支。

对该部的起义，四明工委向临委报告后，临委于4月29日电告四明工委：“青救团为蒋亲信，带特务性……要提高警惕。”“部队大部为皖北、湖南人，估计遣散不易，你们不易掌握，故决定送此间整理。”30日，临委致电青救团领导人：“欢迎你们的起义，并致慰问，起义部队决定开来司令部，希即前来。”该部领导人方步舟土地革命时，曾在湘鄂边任红军师长，后被敌诱捕，闻我党已改变对叛徒的政策，乃率部起义。

5月6日余姚盐场税警230余人，在余上县地方武装策应下起义，携来轻机枪5挺、步枪220余支。驻余姚盐场的税警为两浙盐务管理局税警第三区，区长陈振，抗日时期是苏中军区特别党员，后失去联系。陈在盐场联络部分官佐，形成一个核心，并争取下层官兵团结在其周围。1949年2月，陈去上海，与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接上了关系，上海党将此关系转给四明。5月2日，临委电四明工委：“上海介绍之六个中队，如内部工作有基础，四明情况安定，可先拉出，由你们负责整理，不然尽可能等大军到了再处理。估计以你们力量，如该部内部有我干部与工作，你们当能消化。”我们根据当时情况要他们保护盐场，等待大军到达。5月1日，两浙盐务管理局将全省税警编为税警总队，4日宣布南逃舟山、台湾的命令。此时，陈振的活动已为盐务局觉察，被强行资遣，在代理区长王蔚筠为首的策反小组领导下决定起义，派人与余上县工委联系；同意后于5月6日晚按预定时间起义，10日到达临山镇，11日过姚江到梁弄。四明工委举行欢迎会，将该部编为五支队第四大队，起义领导人李自强、卢鑫分任正副大队长。

5月8日两股长期盘踞在山区的土匪投诚，一股约30余人在周隆山率领下改编为五支队特务大队；一股约50余人，在陈天星、管祥云率领下改编为五支队独立中队。这股土匪抗日战争时，曾改编为我部，因不愿北撤，遣散回家，后又啸聚山林。为使不致为害人民，我同意收编后进行改造，并给予番号。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8日，浙东第二游击纵队主力与第二十一军一个团在绍兴会师。浙东临委电告四明工委：“你们可移至慈南沿江，以便随时可派部队给予游击方式阻击姚江及公路上溃退的敌人。”5月中旬，我率第五支队移驻姚南沿江夏巷渡，此处背靠四明山，有回旋余地，而距余姚城区20余里，易于截击逃敌，与大军会师。此时，尽管宁波境内敌军在我大军压境下，惶惶不可终日，蒋军主力第八十七军，还是驻扎在宁波，该军下辖3个师，军部设在宁波城区观宗寺，其二二〇、二二二师驻扎在新昌、嵊县、奉化、宁海、象山地区，二二一师分驻宁波至百官一线，师部设在慈城。因此四明工委根据华东局关于“一切政策和军事行动计划，不应从配合大军出发，而应从本身实际情况出发”的指示和浙东临委“对撤退与溃逃之敌，应予阻挡、阻击，但应有准备的量力而行”以及“不要破坏铁路、桥梁，长途电话只切断不破坏电杆”的指示，有计划、有准备的袭击小股逃敌。

5月21日，五支队埋伏在余姚马渚镇狮子山公路一侧，下午1时许袭击敌4辆汽车，活捉敌军30多名，同时俘获了几十个国民党军官家属，缴获2卡车物资，10多箱银元和一些武器弹药。

各县地方武装也纷纷截击敌人，例如：5月1日，姚虞县沿江区武工队进击云楼乡马渚区联防队，截断其后路，敌人全部缴械投降。5月7日上午，鄞慈县四区武工队在余姚江河姆渡山上，伏击乘轮船逃往宁波的敌军，当场毙敌5名。5月10日，有百余敌人从绍兴乘大船逃至余姚县低塘乡，天黑后被我余上县地方武装全部缴械。5月22日，有数百名敌军从绍兴方向溃退至余姚县垫桥路四塘头。这批敌军已军心涣散，毫无战斗力，余上县三区区工委发现后，立即派人与其谈判，敌军深知大势已去，遂全部投降，区工委发给每人路条一张，银元2块，将其遣散回家。5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第二十二军从杭州三墩镇地区出发，沿杭甬公路，向浙东进军。自20日晚至次日拂晓，第二十二军六十五、六十六师全部渡过曹娥江，敌第六六三团一与解放军接触，即自曹娥江一线溃逃，其一部逃至夏巷渡凤凰山附近时，遭我慈镇县自卫大队阻击，敌遗弃战马8匹，步枪2支及一批物资，向余姚城区逃窜。5月22日上午10时左右，自上虞县城向余姚进击的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五师先头部队一九三团，进至筀竹岭附近的沈湾村与龙舌里村时，与我五支队相遇，胜利会师，至此，苦斗多年日夜盼望的胜利终于来到。当晚，第一九三团即进入余姚县城，我也与随后到达的第六十五师政治部主任进人余姚城内。当第六十五师与五支队会师时，沿甬百公路以北向余姚县城挺进的第六十六师，其先头部队第一九六团约在下午3时左右到达马渚镇，余上县工委、县办同志即前去会合。

余姚解放后，我暂留该地。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我无法通知鄞慈、慈镇等县领导同志。事后了解：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军第六十六师、六十五师、六十四师分三路从余姚向宁波进击，第六十五师沿铁路旧基改建的公路向慈城疾进，第六十六师从公路以北三七市、二六市、汶溪市向宁波东北插进，第六十四师沿公路以南向东南直插。25日晨宁波全城解放，四明工委也随之完成历史任务。不久，宁波地、市委建立，宁波地委领导成员由第二十二军、南下干部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领导干部组成，丁秋生任地委书记，张登（未到职）、顾德欢为第一副书记，陈伟达为第二副书记，孙继先、刘春、马子成、陈布衣、苏展、朱之光、谢福林、王中为委员。宁波市委建于1949年7月，8月省委任命陈伟达为书记，苏展为副书记。不久陈伟达调任地委书记，苏展为书记，王中为副书记，刘德甫、钱铭岐、石甘棠、张凤、刘德焜为委员。1949年6月成立第二专员公署，不久改称宁波专员公署，专员为苏展，第一副专员为朱之光，第二副专员为阎康侯，与此同时成立宁波市人民政府，市长为苏展，副市长为刘德甫。

我深感4年坚持斗争所以取得胜利，是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推动，是上级党特别是浙东临委的正确、具体领导，是广大群众的全力支持和全体干部指战员艰苦奋斗获得的，光荣归于他们！

（选自《宁波党史·纪念宁波解放50周年专辑》1999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