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60年前的农历除夕前，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长期战斗在浙东地区的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汇集在新昌、天台、东阳交界的革命老区回山村，正式宣告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成立。从此，浙东地区有了统一的军事领导机关。它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浙东地区解放战争的进程，为迎接解放大军南下和配合大军解放全浙东创造了有利条件。解放战争时期的浙东游击根据地（与浙南地区一起）当时被毛泽东称为南方七大游击根据地之一。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的创建，可说是浙东解放战争胜利的里程碑，它将永载史册。

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是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在谭启龙、何克希的率领下北撤后，留下的党组织和少量武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隐蔽坚持、等待时机；打出旗帜、开展武装斗争和正式建军、迎接解放三个阶段。

谭启龙（1913-2003），江西永新人。1928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皖南特委书记、浙东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浙东纵队政委、华野一纵副政委、三野七兵团政委。

何克希（1906-1982），四川峨嵋人。1929年入党，曾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任江抗副总指挥、东路军司令、浙东区党委委员、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政委。

在浙东新四军主力北撤后，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四明（包括三北）、金萧和三东（鄞东、镇东、奉东）地区的党组织一度改为特派员制，分别在刘清扬、马青、王起等特派员的领导下，经历了隐蔽坚持的艰难岁月，解放战争开始后，逐步恢复了武装斗争，并成为整个浙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力依托。浙东地区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蒋介石的老家就在奉化溪口，反动派的势力特别强大。1945年11月初，国民党调集正规军2个师、浙保安团2个团、六区保警总队3个支队及收编的伪军共约二三万人，分多路进入四明山腹地，进行反复清剿。他们采取步步为营、渔网战术、移民并村、联保切结等恶毒措施，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到处制造白色恐怖，同时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不让粮食、布匹、药品等进入山区。坚持斗争的同志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紧紧依靠群众，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采用各种方式，开展反“清剿”斗争，保持党的旗帜，保存了有生力量。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浙江国民党当局部署对四明山全面清剿和清乡。于是，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指示浙东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恢复游击根据地。浙东各地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和内战爆发后的形势，独立自主开展武装斗争。7月上旬，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调遣浙保2个团、及二、六两区保警队、各县保安队共4000余兵力，再次分路向四明山区发动清剿，并以慈南、姚南作为清剿重点。8月14日，浙保一团团部由鄞江桥移至陆埠。9月16日在梁弄成立“四明山区绥靖指挥部”。朱洪山、朱之光领导群众粉碎了国民党的“烧山并村”阴谋。在反“清剿”斗争中巩固和扩大了基本区，建立了一批“红色堡垒户”和“堡垒村”，使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又一次遭到失败。

是年11月中下旬，南山县特派员朱之光召集姚南、余（姚）上（虞）党的干部研究如何贯彻华中分局指示，开展游击战争，认为必须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并选择敌人守备松懈的姚北地区人手。经过余上县特派员黄明多次侦察，确定以国民党天华乡自卫队为目标。11月底，朱之光组织姚南武工队分批化装去姚北。12月4日晚，在姚北地方党员的配合下，袭击天华乡公所，一举缴获自卫队机枪1挺、步枪13支、短枪2支、子弹200余发。12月中旬，为适应开展游击战争、恢复根据地需要，朱之光决定在姚南桃花岭举办党员训练班，为时32天，有来自余上、姚南的学员31人。在这前后，金萧地区成立了“会稽山抗暴游击队”。

1946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浙东党的工作划归上海党组织领导。1947年1月上海分局成立，上海党组织为进一步研究和部署浙东工作，派林枫、顾德欢召集刘清扬、王起（马青因联系不上未参加）在上海开会，宣布成立中共浙东工作委员会，刘清扬任书记，马青任副书记，王起为委员，顾德欢代表上海分局驻浙东帮助工作。会议决定浙东的工作方针为争取有利时机，积极的发动游击战争，求得新的发展，并决定以台属地区作为发展浙东游击战争的中心、出发点和立足点。此后陆续建立中共四明、台属、三东（东海）、路西（金萧）工委和会稽临工委等地区一级组织。中共四明工作委员会由刘清扬兼书记，陈布衣为副书记，朱之光、陈爱中为委员，隶属浙东工委领导。

四明地区，人民武装的不断发展，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1947年2月，浙江省保安副司令竺鸣涛亲自到余姚发动大规模的“雪天清剿”，四明武装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挫败了敌人的清剿计划。陈爱中等10余人还在鄞西细岭村包围国民党大皎乡自卫队，并缴获了一批枪支。3月初，浙东工委在宁海县岔路乡白岭根村召开会议（也称“梅花村会议”），研究开辟以台属地区为中心发展浙东游击战争问题，参加的有顾德欢、刘清扬、张任伟、许少春（台属党组织负责人）等。会议确定了开辟该地区的方针、任务，宣布成立中共台属工作委员会，邵明任书记；决定以临海为重心开展武装斗争，由张任伟负责培训武装斗争骨干。会后刘清扬即留在台属地区主持工作。顾德欢即来四明地区指导工作。3月中旬至4月，顾德欢先后与陈爱中、陈布衣、朱之光等会面，酝酿建立小型主力武装问题。3月11日晚，慈镇县特派员赵土炘与沈宏康等在陈爱中、金声等帮助下，一行12人突袭了国民党甸山乡乡公所，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称为窖湖缴枪），后即成立慈镇县武工队。5月11日，顾德欢、王起、陈布衣、朱之光4人在慈南（今姚南）孔岙村山上的“集中公馆”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四明工作的总方针是“争取时间，独立自主的、大胆的、积极的发展游击战争，恢复四明游击根据地。打通会稽，开辟台属中心根据地，建立浙东敌后第二战场的坚强堡垒，为最后配合正面战场之反攻，解放全浙东、全中国而奋斗”。会议还具体研究了建立主力武装、扩军、行动步骤等问题。

顾德欢（1912—1993），原名张瑞昌，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1936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路南特委书记、中共浙东区委委员、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浙东临委书记、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政委。

马青（1908T989），浙江绍兴人。1938年入党，曾任中共浙东工委副书记、中共浙东临委副书记、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司令、浙东行政公署主任。

5月15日，顾德欢、陈布衣、朱之光及县武工队队员和部分地方干部共70余人，汇集在慈南（今姚南）余鲍陈村的草茅庵（福田庵），举行重建四明武装大会，会上宣布正式成立四明地区共产党领导的主力武装，借用抗日战争时期“三五支队”在群众中的威望，部队被命名为“三支队二大队第四中队”，下辖2个排、4个班，共有指战员43名。随后挺进三北、转战月余，威震浙东，打乱了敌人军事部署，减轻了四明山区的压力。还在战斗中锻炼了部队，培养了一批武装斗争骨干。7月上旬，在慈南草茅庵又召开“三支二大四中队”全体指战员大会，由顾德欢宣布四明主力部队番号，改称“四明人民爱国自卫总队”，总队长朱之光，政委陈布衣。总队只辖第二大队，大队长朱晋康，教导员项耿。7月19日晚，在朱之光组织下，在姚南又成功进行了湖头庙缴枪，并用这批缴获的武器新建了五中队，有指战员40多人。这样，仅两个月主力武装就扩大了一倍。10月，由“四中”“五中”组成的主力部队改称为“浙东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刘发清、政委陈布衣一直活动在四明地区。此时，中共余上县工委在姚北临山区建立县武工队并打出抗日时期余上县地方武装“余上自卫大队”的旗帜，以震慑敌人和鼓舞群众参军，大队长余先，副大队长雷行；中共三东工委决定成立江南武工队，由余力行任工委书记兼武工队长。舟山群岛的自发起义的徐小玉部队“除奸大队”，接受了苏北党组织的收编，被命名为浙东第四自卫纵队，后又授予“舟山群岛游击支队”的番号。11月，”舟山群岛游击支队”成立，徐小玉为支队长，江之铭为副支队长。

由于中共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在上海被捕，上海局一度切断了与浙东党的联系。12月底，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林枫来四明地区传达上海局决定：成立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浙东临委），顾德欢任书记、马青为副书记、王起为委员。1948年1月8日，在慈南孔岙村山上的“公馆”里召开“浙东临委首次扩大会议”，会议确定浙东总的方针和任务：独立自主的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浙东根据地，加紧发展力量，以便在任何情况下，能坚持并发展自己的阵地，为最后配合主力部队或邻区兄弟党组织为解放浙东人民而斗争。对四明工委领导成员也作了调整，由陈布衣任书记，朱之光为副书记，钱铭岐、薛驹、丁友灿为委员。三东地区改为东海地区（辖三门湾以北，鄞奉公路以东，甬江以南地区）。并决定成立中共东海工作委员会，由詹步行、陈志达、王博平组成，詹步行为书记。2月16日，浙东临委决定将四明、会稽两个地区的主力武装组建成为“浙东游击第三支队”，下属两个中队，命名为“钢铁部队”和“坚强部队”，任命刘发清为支队长，马青为政委，张任伟为参谋长，诸敏为政治处主任。即在竦东协和乡青岩村、余姚鹿亭乡中村等地给敌人以有力打击，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在此期间，江南武工队突袭镇海大碶镇警察所，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宣布成立“第五大队”；嵊新奉成立“独立大队”，后“舟支”一部分人与“第五大队”合并，成立“东海游击总队”。5月上旬，三支队在姚南流水潭、洪家洋先后与余姚保警队和浙保一个大队激战，毙伤敌20余名，俘敌16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两次战斗，我无一伤亡。(www.daowen.com)

5月15日，中共淞沪工委领导的“浦东人民解放总队”和“大团自卫队”共300左右人，南渡杭州湾，18日抵达姚南章雅山，与三支队会合，林枫宣布上海局决定，浦东部队改编为“浙东游击第五支队”，支队长储贵彬，副支队长奚德祥，政委张凡，政治部主任吴建功，下辖两个大队，分别命名为“反攻部队”与“解放部队”。浦东部队上四明山，引起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惊恐，蒋介石亲下督饬清剿手令，浙江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沈鸿烈亲自到四明山部署清剿，副司令王云沛坐镇梁弄指挥。28日，第三、五支队近500余人在上王岗与浙保一团、二团、五团2000余人激战终日，击退敌人8次冲锋，毙伤敌1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

在金萧地区，人民武装也频频出击，重创国民党正规军，并于1948年9月成立金萧支队。1948年5月，三支队一部由诸敏率领南进会稽，协同作战，在上阳岭、琉田、陈蔡、箸帽山战斗中，四战四捷。10月，第二支队在会稽建立。1948年6月，第六支队在永康成立后，挺进武义至金华、汤溪、宣平边，开辟新区。在三东地区，1948年4月成立了“东海游击总队”，积极开展游击斗争，给定海保警队、定海县自卫队、刑警队以有力打击。

5月18日，经华东局同意并报中央批准，浙东临委划归华中工委领导。华中工委指示，要求浙东武装扩大活动区，广泛发动游击战争，以武装力量支持群众运动。20日，苏中军区决定把“舟山群岛游击支队”改名为“舟山群岛游击支队司令部”，任命徐小玉为司令员，派张大鹏为副司令员，以舟山群岛的庙子湖、东福山为根据地。6月底，王起、王博平等率东海游击总队抵庙子湖与徐小玉会师。8月，“东总”主力在六横岛被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直接指挥的数倍于我的敌海、陆、空军包围，广大指战员奋起反击，经一天激战，除近百人突围外，其余均牺牲，这是浙东武装遭受最严重的一次损失。台属地区，武工队于1947年10月，成功地缴获了三门南田区署的武器，组建了“铁流部队”。1948年1月，“铁流部队”取得里金村、桑洲、塔山战斗的胜利，4月与浙南游击纵队括苍山支队一部在黄岩圣堂会师，打通了与浙南的联系。1948年8月，顾德炊率“钢铁部队”南下台属地区，与“铁流部队”会合，成立第四支队，转战台东各地，在临海双庙和新昌马坑等地取得各毙伤俘敌80余人的胜利。

总之，到1948年底，浙东人民武装已控制了除县城、主要集镇外的广大地区，各游击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形成了农村包围城镇的态势。新四军北撤时留下的革命火种，已在浙东大地上燃起熊熊烈火。

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部分领导人合影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百万雄师已逼近长江北岸，为了更好地配合解放大军的渡江南下，浙东临委决定：三支队的“钢铁”、“坚强”两个大队，四支队的“铁流部队”，五支队的“铁马部队”等，共800余人，分别从会稽、台属、四明地区，调集到距新昌县城40公里的回山村大会师，浙东临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正式宣布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马青任司令员、顾德欢任政委、刘发清任副司令员、张任伟任参谋长、诸敏任政治部主任，下辖6个支队。

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成立之际，正是蒋介石“引退”奉化溪口之时，为了“保驾”，国民党增调大批军队共6个师2个总队，总共有近10万人，对浙东游击根据地进行清剿和封锁。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之下，我第二游击纵队采取出敌不意，攻敌不备的方式进行应对。2月3日，四明工委决定由五支队七中队部分战士伏击和智取了国民党余姚县保警队在芟湖村据点，俘敌30余名，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25支，手枪1支，子弹1万余发和手榴弹10箱，烧毁碉堡3个。2月10日，又一举攻克台属地区的天台县城，歼敌300余人。这一仗在政治上影响更为重大。当时，美国的通讯社也惊呼：“活动在中国滨海的红色游击队占领了距离蒋介石家乡180华里的天台县城。”2月17日，我军乘胜攻占了三门县城。2月14日，国民党“浙保”司令部调集7个营，对四明山区发动清剿，四明工委号召四明全党全军为保卫群众切身利益，夺取最后胜利，解放四明而斗争，以粉碎敌人的清剿和封锁。此时，为了配合大军渡江南下，浙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移至会稽。3月中旬，四明武装有了扩大，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共计达500余人，五支队支队部建立、健全了建制，根据浙东临委部署，除留下“勇猛部队”，主力向会稽挺进。下旬，在新昌县回山镇，浙东人民解放军五支队与三支队、二支队和金萧支队一部胜利会师。4月上中旬五支队与二支队，转战会稽地区，战果显赫。浙东临委和第二游击纵队在诸暨陈蔡召开会议，对迎接解放大军作了部署。4月23日，蒋介石的“御林军”——国民党青年救国团第九支队800余人在鄞西起义，整编后为650人，命名为“光明部队”。第二游击纵队各部乘势扩大战果，先后解放了寿昌、磐安、分水、新登、临安、萧山、诸暨、桐庐、绍兴、浦江等城市，特别在5月7日，首先解放了绍兴，并在5月15日与南下大军在绍兴会师。会师后，南下大军继续挥师东进，终于在5月25日解放了宁波。

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在创建和发展的三年中，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部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到浙东解放时，包括地方武装扩大到一万五千人左右。活动区域扩展到北临杭州湾，东濒东海，南接四明山、天台山游击根据地，西至皖浙边界，达40余县的广大地区。并配合南下大军解放浙东大陆。浙东游击纵队在整个解放战争过程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共牺牲指战员600余人，其中县、大队级以上领导干部20余人。

浙东第二游击纵队的创建和发展，一直得到党中央和上级组织的关心和支持。上海局和华中工委不但在各个关键时刻都及时作出指示，还派遣大批干部充实各级领导机构，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林枫等领导还多次亲临浙东指导，这为浙东第二游击纵队的不断扩大和浙东游击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浙东军民血肉相连，生死与共，广大群众不畏艰险，为部队送粮送信，提供情报，安置伤员，在许多地方，我们的部队都有“红色堡垒户”，甚至“红色堡垒村”，这是我们能够战胜敌人的真正铜墙铁壁。一些中上层爱国人士也拥护党的政策，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把自己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紧紧连在一起，与我党和人民军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中共浙东临委和第二游击纵队的斗争业绩得到新成立的浙江省委的高度评价，在1949年5月16日的《省委关于结束前浙东临委工作的决定》中指出：“临委在上海党及华中工委的领导下，在浙东全党同志的努力下完成了党给予的光荣任务，保持了党的革命旗帜，坚持扩展了原有阵地，传播了党的政策，与当地人民在斗争中建立了很好的联系……这一切对于今天解放浙江，彻底肃清敌人残余武装力量，使党在浙江新解放区迅速站稳起来，是有其重要作用的。”

浙东大地自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浙东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得到长足进步。面对当年为之奋斗的理想正在逐渐变为现实，我们这些老战士百感交集。在纪念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深深地缅怀为浙东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先烈，永远不会忘记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浙东老区人民，我们要继续发扬团结奋斗、不懈进取的革命精神，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