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已科学揭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行为也不仅仅受经济关系的影响和支配。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看，尽管经济领域在社会生活中常常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行为、个人偏好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个人和团体除了是“经济人”外，还是“理性人”，即个人和利益团体的行为无不与其“社会理性”息息相关。奥尔森认为，除经济激励外，人们还希望去获得社会和心理目标，有着伦理或社会文化偏好。因此就古集镇村落保护和发展而言，除经济利益根源导致种种问题外，社会生活根源也会导致问题，尤其是原住民迁移后产生的“空心化”问题。

我们以云南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问题为例，其社会生活根源可分为三类：社会资源根源、生活舒适度根源和生活文化根源。

1.社会公共资源根源

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古集镇村落属于准公共物品，一般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即当消费者的数量增加到某一值后，就会出现边际成本为正的情况，准公共物品达到“拥挤点”后，每增加一个人，都会减少原有消费者的效用。古集镇村落的社会资源（主要指满足当地居民的各种公共及社会福利资源）是一种人们共同占有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其中资源单位的准公共资源。在公共物品理论中，正外部性是指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情况。负外部性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的情况。而实现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最大化条件是：配置在每一种物品或劳务上的社会边际效益均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但在古集镇村落旅游化、市场化的大前提下，古集镇村落往往被企业承包或者政府企业独资开发，开发方以自身利益出发，根据的是私人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而不是社会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来进行生产决策。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经济活动的全部收益或全部成本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资源配置也就没有达到最优，其配置的正外部性大大高于负外部性，由此导致不良的资源配置。在这种情况下，不加限制地大量涌入的旅游者使古集镇村落供给当地居民的公共社会资源往往被蚕食和排挤，一些古集镇村落甚至无法达到原住民社会服务资源的基本标配。这样资源配置的扭曲状况自然促使当地居民“用脚投票”，大量迁移出古集镇村落，造成“空心化”的古集镇村落保护问题。

2.生活舒适度根源

聚居于西南地区的云南历史街区原住民的生活状态，总体上更接近于原初的“诗意的栖居”，正如《抱朴子·诘鲍篇》的描述：“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万物玄同，相忘于道，疫疠不流，民获考终，纯白在胸，机心不生，含铺而熙，鼓腹而游。”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云南古集镇村落原住民的家庭构成、生活方式、生活舒适度需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映农耕文明生活方式的老宅显然也早已不再适应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囿于资金、相关研究不足等情况，当地针对老宅修缮、改造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与指导严重缺位。在此情况下，当地居民为提高生活舒适度，对自家老宅改建改造乃至拆除重建；或者“用脚投票”，直接迁出古集镇村落，另外择地居住。云南古集镇村落居民现代化生活方式理念与传统建筑所提供居住模式之间的冲突倘若不能有效解决，原住民自发改建重建从而导致传统格局遭破坏的行为必将屡禁不止。(www.daowen.com)

3.生活文化根源

卡尔·波普尔曾说过，人类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古集镇村落原住民的生活文化同样也代表了当地的文化理念与精神气质。象征人类学家格尔兹认为，文化是一种“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格尔兹还提出了“地方性知识”的概念，他在《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一书中曾提到：“文化存在于文化持有者的头脑里，每一个社会成员头脑里都有一张‘文化地图’，该成员只有熟知这张地图才能在所处的社会中自由往来。人类学要研究的就是这张‘文化地图’。”因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中，文化模式就成为人们用来为自己的生活赋予形式、秩序、目的和方向的意义系统。由此可见，在古集镇村落中“生活文化”及“生活理念”成为原住民重大决定和行动（如迁移决定）的导因。以大研古城为例，大部分原住民在做出迁移决定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考虑到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更多的是源于日益喧闹的古城已无法契合自己所偏好的“安静、闲适”的生活文化理念。

综上所述，从云南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与发展问题的三类社会生活根源可以看出，古集镇村落的原住民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追求富有良好社会公共资源、良好生活舒适度以及符合自己文化生活偏好的居住环境。倘若这样的需求难以满足，社区成员的流出自然难以避免。诚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是一种文化的长期积淀，并以一定的物质空间形态表达其文化特点，也可以将这样的空间定义为亚文化区。每个亚文化区的空间范围是确定的，各具物质形象和生活方式，但不是封闭的，而是相互渗透的”。然而，只是由于每个社区成员在做出迁移决策和改造决策时，仅仅考虑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力求二者在边际上相等，而不会考虑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不会顾及个人活动对他人的影响。在单个同类行为大量叠加后，个人看似“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就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由此产生的消极外部性效应无疑也给云南古集镇村落的社会文化带来无可估量的毁灭性伤害。

“一个人类的居住区不仅仅是一伙人、一群房屋和一批工作场所。必须尊重和鼓励反映文化和美学价值的人类居住区的特征多样性，必须为子孙后代保存历史、宗教和考古地区以及具有特殊意义的自然区域。”对于云南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与更新而言，由于每一个原住民都有权通过迁移流动来显示自己的社会、文化偏好，因此如何进行最优的地方公共物品资源配置、消除公共物品和服务在古集镇村落社区的正外部性特征势在必行。而如何改进保护与发展机制、合理利用经济激励和社会激励来引导人们的社会行为，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也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