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文化内涵丰富，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内容，如山水诗、山水画、风水学、山水园林、山水聚居环境等。其中儒家和道家都有各自的山水观。孔子提出了“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山水观，庄子主张一切纯任自然，即所谓“大朴大雕”，崇尚不露痕迹的天然美。中国古代文人多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因此对居住环境有着独特的见解和要求，在集镇村落选址时往往寄托着他们对居住环境的追求和理想。如《后汉书》载仲长统的一段话：“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

同时山水文化也是一种审美文化，是按审美需求对山水环境的适当改造。在改造中，不论是山水形式还是审美意境都得到了升华，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展现。

1.选址体现风水文化

我国哲学的两个主要流派儒家和道家都把怎样使生命和宇宙融为一体作为最重要的问题加以研究。两者的区别是：道家从静入，认为凡物皆有自然本性，“顺其自然”就可以达到极乐世界；而儒家从动入，强调自然界和人的生命融为一体。这种追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是我们民族崇尚山水文化的体现。阴阳风水观念便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风水（堪舆）也称相地，主要是对周围环境和地景进行研究，强调用直观的方法来体会、了解环境面貌，寻找具有良好生态和美感的地理环境。《风水辨》中对风水有一段精彩的解释：“所谓风者，取其山势之藏纳，涂色之坚厚，不冲冒四面之风与，无所谓地风者也。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无使水近，夫亲肤而已，若水势屈曲而环向之，又其第二义也。”注重的是如何有效利用自然、保护自然，使城市、集镇、村落、住宅与自然相配合、相协调。

风水（堪舆）运用到集镇村落的选址上，可分为“形势宗”和“理气宗”两大派。形势宗着眼于山川形胜和建筑外部自然环境的选择，主要操作方法是“相土尝水法”和“山环水抱法”，注重在自然山水、空间形象上达到天人合一。其理论是“负阴抱阳”“山环水抱必有气”，通过觅龙（主山脉——大环境的地理形势）、察砂（土壤资料——农业）、点穴（寻觅主要地区）、观水（水源及不积水）、取向（阳光阴影、气流方向——适宜居住）五诀进行选址。理气宗主要理论来自八卦术数与占星术，论及“阴阳、五行、干支、八卦、九宫等相生相克”，注重方位朝向和布居。风水认为选址的理想环境应是：背枕主山龙脉，左右砂山辅弼，前景开阔，远处有案山相对，有水自山涧流来呈曲折绕前而去，朝向最好坐北朝南，如此形成“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基本格局。（表3-1）

表3-1　传统理想的风水格局

现存许多传统村落都处于类似的山水格局中，如广西秀水村选址于山水汇聚、藏风得水之地，据秀水村《毛氏族谱》记载：毛衷乃浙江江山人氏，唐开元十三年（725年）由刑部郎中出任贺州刺史，由贺州临富川，道经富川秀峰（今称秀水），见其山川之秀，地相灵蕴，即曰：此为圣地，居择于此，后世当有贤豪者出焉。又如江西省湖洲村，位于由狮子山、长龙山、远山和蜈蚣山所环绕的盆地中，四面环山，围合成一个近似圆形，湖洲古村位于圆心之处，独居中央，其余小型自然村落散布周围。盆地内沂水蜿蜒自东向西穿过，在村前自然过渡，向南形成“眠弓”状。南部蜈蚣山形态柔和，向北呈弯曲状，将湖洲古村环抱其中，宛如一弯明月。湖洲古村山环水绕，独居其中的布局符合“枕山、环水、面屏”的理想风水模式。(www.daowen.com)

2.选址考虑环境容量

环境容量是指在确保人类生存发展不受危害、自然生态平衡不受破坏的前提下，某一环境所能容纳的最大负荷值。一个特定的环境（如一个自然区域、一个城市）的容量是有限的。其容量的大小与环境空间的大小、各环境要素的特性有关。环境空间越大，环境容量也就越大。我国古代尊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认为没有子孙后代是最为不孝的一事。因此古集镇村落选址往往会考虑环境容量，为子孙后代的发展考虑。

两千年前我国古人就认识到在一定的环境中，人口过多或无限增长可能带来弊端，主张聚落规模应与土地和自然环境平衡。《管子·霸言篇》说：“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战国时期商鞅指出：“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认为人多地少，农业供给不足以养活军队而会出现“兵弱国危”的局面。他在《商君书·徕民》对环境容量做了精确的定量阐述：“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

环境容量反映到集镇村落选址上，以水口限定的范围为界（即以入水口与出水门连线为直径所限定的范围）。《入地眼图说》卷七《水口》云：“自一里至六七十里或二三十里，而山和水有情，朝拱在内，必结大地；若收十余里者，亦为大地，收五六里，七八里者为中地；若收一二里者，不过一山一水人财地耳。”即水口包容的地域越大，所能承受的容积越大，造福的范围就越大，如此就能保障子孙的繁衍传承。如皖南棠樾村原为鲍氏一园林别业，至四世曾孙鲍美居“察此处山川之胜，原田之宽，足以立子孙百世大业”，遂自府邑（歙县）西门携家定居棠樾，此后八百年，任盛世起伏，仍留存至今。

又如湖洲古村处于山环水绕的盆地之中，耕地充足，土壤肥沃，约6平方千米；村落背靠绵延的群山，面向奔腾不息的沂江，形成了湖洲“山—水—田—居”的传统人居环境景观风貌，自然环境足以承载湖洲习氏族人的长远发展。这是村落宏观整体环境对村落延续的贡献。村落居住、农业生产与生态景观和谐映衬，村民就近耕种，利用溪流引水自然灌溉。湖洲这种传统耕作生产方式至今延续源于村落环境容量较大。

3.选址体现隐居文化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科举入仕，宦海浮沉，有时仕途失意，不满时政，既要坚持“志于道”，又希求自由和解脱，山水之间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去处。如新渝白梅村，即是习氏始祖习凿齿不满时政的退隐之所，其后代不断繁衍最终形成村落。而习凿齿后裔习有毅退居乡里后特意选址于湖洲村。此村处于山环水绕的盆地之中，近似圆形，背后群山绵延，沂水东西两水口，出入口位置两山夹峙，使湖洲所在的盆地整体呈封闭的状态，相对隐蔽。古时对外交通主要依靠沂江水运，顺沂江直下可达赣江，陆路交通需翻过周围群山，才能到达新淦县治所在地，历史上这里基本未曾经历战乱。

陈志华教授认为，水土丰厚固然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条件，而“寇不能入”对于因战乱而不得不远离故土、迁徙异乡的人来说，更为重要。因此隐于封闭的山水之间成为他们的选择之一。如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长滩村，为西夏人后裔，为避战乱而选址于中卫最西头的深山里，群山环绕，交通非常不便，几乎与世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