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口地理分布

聚落演化受人口地理分布影响深远。长期以来，中国人口分布的总体格局基本保持不变，人口地理分线——胡焕庸线依然适用于今天。该线以东区域为传统农耕区，以36%的土地面积供养96%的人口；以西区域为畜牧区，以64%的土地面积供养4%的人口。在区域内部，由于历史上战乱、王朝更迭、都城迁移、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人口跨区域大规模迁移也影响名镇名村的地理分布。如唐代至清代（750—1900年）“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移，清代至民国中期（1653—1925年）因战争引发的“闯关东”“下江南”“走西口”等大型人口迁移活动，也是造成名镇名村分布与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在空间上相吻合的原因。

2.历史文化地域背景

文化地域又称文化区，是具有某种共同文化属性的人类族群所占据的地区，即具有相似文化特质的地理区域。作为一个随动的地理表象，它因承载某种文化的主体人群的变动而盈缩和移动。聚落既是承载人类生产生活的空间载体，也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显现，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更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文化地域的形成是自然环境和人类历史发展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也是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演化特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空间集聚和分散现象反映了历史时期文化地域的形成和扩散。如徽州古村群是历史上3次较大规模的中原人口南迁的重要迁徙地，世家大族聚族而居带来优秀的中原文化是徽州文化形成的根源。以“仁、义、礼、智、信”为根基形成的晋商文化是山西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总和，晋商的繁荣促成了明清时期晋商成为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留下了闻名遐迩的晋中南古村镇群。

3.大型线性文化廊道(www.daowen.com)

古集镇村落在成因上有定居型与移民型之分。农业的需求促生了原生定居型村落，但真正意义上的定居型村落很少，大多村落是移民形成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分布与多条大型线性文化廊道、历史上都城迁移、人口迁徙在空间分布上密切关联。北方多沿黄河文化带分布，在山西南部出现密集区。但在黄河下游地区却出现数量骤减的情况，这与历史上黄河不断改道导致聚落迁移有关；江浙一带南宋开始商贾兴盛，集镇多是商贸重镇，与工商业联系紧密；闽赣粤桂等内陆村落与客家迁徙路线相一致，沿海与内陆的部分村镇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藏南与滇西北的传统村落多位于茶马古道上，多是古驿站；闽赣湘滇川陕宁的部分村落分布于红军长征线路上；京杭大运河沿线数量稀少，这与沿线地区黄淮海与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城市化进程快、早期城市扩张中大规模拆迁有关。

4.区域城市化水平

中国传统建筑多为木构，年代久远的存之甚少，因此梁思成先生说中国人有“不求原物长存”的观念。其实这也源于木材取料加工容易、经济灵活的特点。但木构建筑的易耗损特点使得众多精美的古建筑淹没在历史中。如若再得不到有效的修缮，建筑留存极难。通过对比分析发现，现存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集中分布在我国大陆城市化水平较高、经济较为发达的中东部地区。根据《文物保护法》规定，获颁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其建筑及文物均属于国家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建修缮。而多数集镇村落古建筑由于年代久远需要不断维修，修旧如旧的成本很大，很多地方政府往往因资金匮乏无力对其进行修复。相对而言，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有能力从财政收入中拨付专项资金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进行修缮保护、规划开发。而对于边远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城市化水平低，没有能力支付大额资金支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建设。另外由于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造成中西部地区“空心村”现象严重，聚落留不住人就没有了核心，古集镇村落也逐渐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