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张释之身为廷尉，面对皇帝之怒，秉公执法，据理力争。由此天下称颂。

【原文】

顷之，上行出中渭桥①，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②。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③。曰：“县人来④，闻跸⑤，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⑥，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

其后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⑦，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案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奏当弃市⑧。上大怒曰：“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⑨，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是时，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开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张廷尉由此天下称之。（《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卷一百二，第3315～3316页）

【注释】

①中渭桥：在汉长安城北。②乘舆：皇帝乘的车子。③治问：审问。④县人：长安县乡下人。⑤跸（bì）：帝王出行时清道，禁止行人来往。⑥奏当：审案完毕向皇帝奏闻处罪意见。⑦坐：神座。⑧弃市：本指受刑罚的人皆在街头示众，民众共同鄙弃之，后以“弃市”专指死刑。⑨一抔（póu）土：一捧土。

【品读】

张释之，堵阳人，和兄长张仲生活在一起，因为家境富裕被选为骑郎，但十年过去也没得到升迁，他为了不再损耗张仲的财产，就打算辞职回家。幸好中郎将袁盎知道他贤能，奏请调他补谒者的空缺。朝见结束后，张释之上前陈说有利于国家、合乎时宜的事，他所说的都是关于秦朝灭亡的原因和汉朝建立的原因，得到文帝的称赞。

汉朝在秦朝灭亡之后建立，皇帝们最关心的是如何避免像秦一样短命，所以总结秦朝灭亡的经验是一时潮流，也是统治者喜欢听的，著名人物如陆贾、贾谊等，贾谊的《过秦论》是其中最著名的文章。张释之的谈论既然能得到文帝的赞赏，想必自有他的过人之处。(www.daowen.com)

张释之的官位一再升迁，做到了廷尉，是掌管刑狱的最高长官。有次，皇帝经过中渭桥，一人恰好从桥下走出，惊了皇帝驾座的马，皇帝派人逮捕了此人，送到廷尉处治罪。一般而言，皇帝送来处置的人，廷尉肯定要处以重罪，但张释之没有这么做，反而询问了具体原因和详细经过。原来那人是长安县乡下人，进城后听见清道戒严，就藏到了桥下，过了好久，他以为已经过去了，可出来后正遇到皇帝车马，他转身就跑，可不料却惊了皇帝的马。通过这个人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皇帝出行的场面应该很隆重，随行队伍人数众多，在皇帝车马还未来到时，早已清道戒严，以至于那人等了很久，结果皇帝还没过去。张释之了解完情况后，做出决断：处以罚金。文帝大怒，本以为廷尉会重重处罚那人，可现在却只处以罚金。在皇帝看来，这实在太轻了。张释之有自己的道理，他认为，法是天子和百姓共同遵守的，既然法律规定一个人犯了清道戒严的号令要处以罚金，那就应该按照法律处置，而不能随意加重。如果因此将法律更改了，那么百姓们将不再相信法律。张释之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由此提升到国家层面。接下来，他又说，假如皇帝当时把他杀了，也就无所谓了，但如今已经让廷尉处理，廷尉是天下公平的掌握者，一旦有偏差，天下法度大乱，用法的轻重失去了标准，到时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张释之是在借一件小事向皇帝阐明执法公正对于天下安定的重要性，不仅可以使皇帝息怒，还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张释之不畏皇权，公正执法，受到了赞扬，但宋人沈作喆对“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是写史书的人为了崇尚文辞而违背道理的一个例子，是在教导君主大胆杀人，为了一时的愤恨宁肯废弃法律。（《寓简》卷二）沈作喆的看法未免“断章取义”，张释之从头到尾都是在劝谏皇帝，这么说是给皇帝面子，而且只是一个假设，又不是鼓动皇帝杀人。

后来，有人偷了汉高祖庙神座前的玉环，被抓住了，文帝很生气，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还是按照法律裁断，并没有因为文帝生气而加重处罚。法律规定偷盗宗庙服侍器物的应当斩首，张释之如实上奏后，又惹怒了皇帝，按照皇帝的意思，此人胆大包天，胡作非为，竟敢盗取先帝宗庙中的器物，应该诛灭他全族，而廷尉居然按照通常的法律条文上奏，完全不顾皇帝恭敬奉承宗庙的本意，怪不得皇帝大怒。张释之脱帽叩头，但他不承认自己错了，而是据理力争，解释如此做的理由：处以斩首已经足够了，况且罪名相同时，还要区别犯罪程度的轻重。现在偷了宗庙的器物就灭族，假如有一天，万一有愚民偷了长陵的一捧土，又该怎么惩罚呢？张释之的理由很充分，这次他没有再从国家安危的角度解释，只是就事论事。究其本质，事件的背后依旧是文帝和廷尉对待法律的态度不同。文帝作为皇帝，对于法律不用太在意，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怒好恶，任意决定他人的生死，而不是依据法律去判断；廷尉是掌管法律的大臣，所谓“廷尉，天下之平也”，也就是说，他对法律的态度关系着法律的尊严，是公平正义的象征，判决罪犯必须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而不是皇帝的态度。从表面上看，廷尉和皇帝之间有了冲突，实际上不然，因为廷尉所做的一切都关系到汉朝的法制和稳定，而皇帝是汉朝的皇帝，他与大臣一起共治天下，帝与臣是一体的。张释之的所作所为虽然让皇帝愤怒，但从整体上看，却对国家有利。所以，文帝最后还是同意了廷尉的判决。由于张释之执法和议论都很公正，周亚夫和王恬开就和他结成了亲密的朋友，张释之从此得到了天下人的称颂。

然而文帝驾崩后，景帝即位，张释之处于恐惧不安之中。原来，景帝还是太子时，曾经和梁王一同乘车入朝，过司马门时没有下车，但按照规定，百官上朝时，必须在此下车，然后步行。当时张释之担任公车令，看到后，就赶上去制止了太子和梁王，并弹劾他们过司马门不下车，为不敬之罪。太后知道了此事，文帝脱帽赔罪后，太后才派人传令赦免了太子和梁王。尽管文帝没有怪罪张释之，还认为他与众不同而任命他为中大夫，但太子却一直记恨在心。现在太子成了皇帝，张释之左右为难，想辞职而去，又怕有杀身之祸紧随其后；想当面谢罪，又不知该怎么做。后来，一位姓王的先生给了张释之一些建议，他终于得以向景帝当面谢罪，景帝没有责怪他。张释之侍奉景帝一年多，结果还是因为他曾得罪过景帝而被贬为淮南王相。过了很久，张释之去世。

在中国古代，正常情况下，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拥有绝对权力，掌握着生杀大权，法律对于皇帝的约束作用是有限的。如果不是张释之而是那些只会按照皇帝旨意办事的人来执法，肯定不会坚持法规，而是顺从上意，如此一来，法律就完全服从皇帝一人的私意了。从张释之在景帝时的遭遇我们可看出，张释之能秉公执法，被天下称颂，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汉文帝的贤明。“得君行道”非虚语。

【扩展阅读】

导言：历史上不畏皇权，敢于公正执法的还有很多，下面所选文章讲述了唐朝戴胄犯颜执法的事例。

戴胄犯颜执法

于时朝廷盛开选举，或有诈伪资荫者，帝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帝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胄前后犯颜执法多此类。所论刑狱，皆事无冤滥，随方指擿，言如泉涌。（《旧唐书·戴冑传》卷七十，中华书局，1975，第25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