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刘邦当上皇帝后，礼法力求简便易行，所以诸侯大臣们也不拘礼节。后来皇帝逐渐开始厌恶这种混乱的场景。于是，叔孙通及时提议制定新的礼仪制度。得到皇帝的同意后，他带领儒生们经过一个多月的练习，终于完成，并在朝会上顺利施行，得到了皇帝的赞赏。

【原文】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①，叔孙通就其仪号②。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③，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④。”高帝曰：“得无难乎⑤？”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⑥。”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⑦。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⑧，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⑨，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⑩，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⑪，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⑫，胪传⑬。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⑭，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⑮。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⑯，赐金五百斤。（《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卷九十九，第3278～3280页）

【注释】

①定陶：在今山东省菏泽市。②就：制定。③益：渐渐。④朝仪：朝廷礼仪。⑤得无难乎：该不会太难吧？⑥度（duó）：推测，揣度。⑦绵蕞（zuì）：亦作“緜蕞”，谓制订整顿朝仪典章。⑧习肄：练习。⑨长乐宫：汉高祖时，以秦朝兴乐宫改建而成，是西汉主要宫殿之一。汉初皇帝在此视朝。惠帝后，为太后居地。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郊。⑩平明：天刚亮的时候。⑪侠陛：在殿阶两侧侍奉。侠，通“夹”。⑫大行：古代接待宾客的官吏。⑬胪传：专指传告皇帝诏旨。⑭传警：古代礼仪，帝王车驾启行时，左右侍者传声，以示警清道。⑮法酒：古代朝廷举行大礼时的酒宴。⑯太常：官名，秦朝设置奉常，汉景帝六年更名太常，掌宗庙礼仪。

【品读】

叔孙通在秦朝时以文章博学被征召，等待被任用为博士。陈胜起义后，秦二世召集博士和儒生，问他们的意见。三十几位博士和儒生都建议马上出兵镇压，秦二世听了不高兴。叔孙通与他们不同，他以为现在是明君在上，法令完备，哪敢有人反叛，只不过是一些强盗偷盗罢了，根本不值得皇帝忧虑。这正合秦二世的心意，所以赏赐给了叔孙通二十匹帛，一套衣服，任命他为博士。叔孙通出宫回到馆舍后，有儒生问他为什么如此阿谀。叔孙通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我差点逃不脱虎口！”言下之意，不是我叔孙通阿谀，我只是为求自保。于是他逃到了薛，而薛已经投降了楚，等项梁到达后，他就跟随项梁了。项梁在定陶战败人亡，他又跟从怀王。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名义上尊怀王为义帝，迁往长沙，实际上秘密派人前去暗杀。叔孙通没有跟着怀王迁长沙，而是留下来侍奉项羽。汉二年，项羽在齐地，刘邦和五诸侯率军攻入楚都彭城，叔孙通投降刘邦。项羽从齐地返回，击败刘邦，这次叔孙通坚定地追随刘邦，即使刘邦被打败了。

叔孙通穿的是儒生的服装，而刘邦极其厌恶儒生，于是叔孙通换上了楚地的短衣，汉王当然很高兴。叔孙通的儒生弟子有一百多人，但他归降刘邦后，并没有举荐他的弟子，而是专门推荐那些曾经干过盗窃的壮士，弟子们很不解，叔孙通解释说现在正是以武力争天下的时候，儒生们不可能上阵杀敌，所以他才举荐能斩将拔旗的勇士，并向儒生弟子们承诺，他不会忘记他们的。叔孙通在汉被封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前202），诸侯在定陶尊刘邦为皇帝，叔孙通负责制定仪式和礼节。刘邦全部去除了秦朝太过烦琐的礼法，要求新的礼仪简单易行。大臣们大多是跟随刘邦一起征战天下的人，而且多是出身平民，形成所谓的“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第36页），他们对于礼节之类的本来就不太在意，现在加之礼仪又很简易，约束性不强，经常出现的场景就是喝酒争功劳，醉了后大喊大叫，拔出剑砍柱子，乱得不像样子，刘邦有点受不了了。叔孙通善于察言观色，明白皇帝已经对此事不满了，就找机会向皇帝进谏，希望皇帝征召鲁地的儒生，与他一起制定朝廷的礼仪。汉高祖讨厌繁文缛节，反问叔孙通：“该不会太难吧？”叔孙通做了一番解释，主要是一个意思：变。礼乐不是一成不变的，五帝三王各不相同，夏、商、周也互不重复，因此汉的礼仪制度不必和前代一样，所以叔孙通打算兼采古代的和秦朝的礼仪来制定汉朝礼仪。皇帝同意让他试一试，但要做到易知易行。(www.daowen.com)

叔孙通回到鲁地，奉命征召了三十多名儒生。有两人不愿去，一方面鄙视叔孙通的为人，他跟随的君主将近十个，都是当面阿谀奉承才得到亲近和尊贵的；另一方面，天下刚刚平定，现在制礼作乐还不是时候，应当在积德百年之后再兴起礼乐。因此二人认为叔孙通的做法不合古道，不愿去。叔孙通对他们不以为然，嘲笑他们是不知时势变化的鄙陋儒生。叔孙通带着三十多人回京，加上皇上身边有学问的人以及他的弟子共一百多人，在野外演习了一个多月，请皇帝观看。皇帝看完后，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就令群臣练习，准备十月份的朝会（汉初的历法延续秦朝的，以夏历十月为岁首，所以汉高祖在十月举行朝会。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后，恢复了以夏历正月作为岁首的历法）。

汉七年，长乐宫建成，诸侯和大臣们都来参加十月的朝会。朝会的礼仪按照叔孙通制定的进行，一切都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天亮之前，谒者主持礼仪，引导众人依次进入殿门，廷中排列着战车、骑兵、步兵和侍卫，摆设着各种兵器，飘扬着各类旗帜。然后谒者传令“趋”（快走）。在殿下面郎中站在台阶两侧，台阶上有几百人。廷中的排列、摆设，还有这么多人，都是在营造一种威严肃穆的氛围。众人进来后，功臣列侯和武将站在西面，文官站在东面，相对而立。大行安排九个礼官，从上到下传呼。所有准备完成后，等待皇帝出场。于是皇帝乘“龙辇”从宫房出来，百官举旗传呼警戒，然后引导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以上的官员依次朝拜皇帝。在这种气氛下，大小官员无不“振恐肃敬”。礼仪完毕后，再举行正式宴会，也都有明确的规定，斟酒九次，谒者宣布结束。在整个过程中，那些不合礼仪的人都被带出去了。从开始到结束，没人敢喧哗吵闹和违背礼仪。这样一个场面和之前的“喝酒争功劳，醉了后大喊大叫，拔出剑砍柱子”完全不同，难怪汉高祖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叔孙通制定出了让皇帝满意的礼仪，于是任命他为太常，赏赐黄金五百斤。

叔孙通答应过儒生弟子，他会在适当的时候推荐他们，叔孙通没有食言，向皇帝说明制定礼乐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请皇帝赐予官职。皇帝因为叔孙通，估计对儒生的看法有所转变，就把他们全部任命为郎官。儒生很高兴，称叔孙通为圣人。

叔孙通是所谓的知时务者，他不愚忠于一人，先后追随的主君有秦二世、项梁、怀王、项羽、刘邦，尽管没有鲁二生说的“十主”，但也为数不少。他总能依时势而动，不断调整自己的选择，司马迁评价其为“进退与时变化”是非常准确的。鲁地的两生批评其为人，并没有错，说他阿谀也不过分，但他们抱守“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也确实太迂腐不知变通了。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中华书局，1975，第19页）里用了一段精妙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譬之树然，生养休息者，枝叶之荣也；有序而和者，根本之润也。今使种树者曰待枝叶之荣而后培其本根。岂有能荣枝叶之一日哉？”意思是国家好像一棵树，它要想枝繁叶茂，就必须让树根得到充分的滋养，树根如何得到滋养呢？非礼乐莫属，因为只有礼乐可以做到“顺民之气而劝之修养”。同时也说明礼乐和休养生息是一体的，不能看作两物。鲁地的两生就是把二者分割开来，固执地认为积德百年之后才可以大兴礼乐。叔孙通嘲笑他们是不知时变的“鄙儒”，也是有道理的。

叔孙通在惠帝时，还制定了皇室宗庙的礼仪制度，又逐步制定其他各项礼仪，所以汉初的各项礼仪制度基本都是叔孙通制定的。同时他还提高了儒生和儒学的地位，司马迁誉为“汉家儒宗”。

关于叔孙通的评价有相反的两种观点，司马迁是极为肯定的，班固继承太史公的观点，也称之为“儒宗”。西晋的陆机也认为叔孙通“稷嗣制礼，下肃上尊。穆穆帝典，焕其盈门。风晞三代，宪流后昆”（《汉高祖功臣颂》，见《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2012，第894页）。宋代王安石对儒生弟子称叔孙通为“圣人”颇有不满，写诗讥嘲：“马上功成不喜文，叔孙绵蕞共经论。诸君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嘲叔孙通》，见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第371页）还有《叔孙通》（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第147页）一诗：“先生秦博士，秦礼颇能熟。量主欲有为，两生皆不欲。草具一王仪，群豪果知肃。黄金既遍赐，短衣衣已续。儒术自此凋，何为反初服。”在王安石看来，叔孙通被称作“汉家儒宗”是不恰当的，不仅如此，他不仅没能振兴，反而使儒术自此凋零，无功而有过。制定礼乐本来是叔孙通一生最大的功绩，受到了司马迁、陆机等人的赞颂，但也有人不这么看，宋朝史学家司马光对叔孙通评价就不高，他写道：“惜夫，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一，中华书局，1956，第376页）同是宋代人的徐钧与司马光意见基本一致：“秦府藏书熟见闻，三王遗意可追寻。如何绵蕞因秦陋，古礼沦亡恨到今。”（《叔孙通》，见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7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836页）司马光和徐钧批评叔孙通不坚守古礼，致使古礼自此消亡，叔孙通在他们眼里自然难称大儒，而且还要对古礼消亡负责。在王安石、司马光等人这里，司马迁评定的“汉家儒宗”地位被彻底解构，赞颂基本没有了，批评倒是很严厉。

鲁地二生指责叔孙通频易主君，阿谀奉承，司马迁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叔孙通是“大直若诎，道固委蛇”，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最正直的，只是表面上委曲随和。司马迁在《史记》中提供了一个例证：汉高祖宠爱戚夫人，想废掉太子，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作为太子太傅的叔孙通坚决不同意，态度相当强硬，征引晋献公、扶苏的例子，说明废太子的危险；强调太子仁孝，天下皆知；吕后和皇帝同甘共苦，不可背弃。总之，太子决不可废，如果皇帝坚持己见，他愿意先受死，血洒当场。皇帝也只好退步，说是自己一时戏言。叔孙通不依不饶，再次强调太子是国家之根本，根本动摇，天下必然震荡，怎么能把天下当作戏言呢？汉高祖回答道：“我听您的。”加之在留侯张良的建议下，请来商山四皓辅助太子，皇帝见到后，才彻底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叔孙通在此表现得十分刚烈，王夫之以为叔孙通之所以敢如此，是因为汉高祖比较贤明，是能够给他讲道理的；吕后有权势，可以支持他；张良、四皓会帮助他，因此他知道他不会死，就算死，也有功劳。既然如此，拼命一争又有何不可。（《读〈通鉴〉论》卷二）言外之意是叔孙通的出发点也并不全是为国家社稷考虑，其中还掺杂着些许的个人利益。王夫之的意见和司马迁是有出入的。但王夫之也只是一家之言，当事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谁也不可能知道了。

【扩展阅读】

导言：叔孙通在宋代人眼里的形象不太好，司马光、王安石等人都对他不满，苏东坡虽然没有他们强烈，但也没多少好感，他曾借叔孙通讽刺过宋代儒学代表人物程颐，两人由此结怨，更重要的是他们分别是所谓洛党和蜀党的领袖，个人恩怨成了两党相争的导火线。苏轼讽刺程颐的事件文献中有记载。

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即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中华书局，2004，第95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