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张耳和陈余是刎颈之交，但张耳和赵王被围困巨鹿时，向陈余求救，陈余以自己兵少为由，未出兵相救。张耳出巨鹿城后，以此事责备陈余，陈余大怒，解下将军印绶推给张耳，张耳在宾客的劝说下佩带其印，收编了陈余的军队。自此两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原文】

于是赵王歇、张耳乃得出巨鹿①，谢诸侯。张耳与陈余相见，责让陈余以不肯救赵，及问张黡、陈泽所在。陈余怒曰：“张黡、陈泽以必死责臣，臣使将五千人先尝秦军②，皆没不出。”张耳不信，以为杀之，数问陈余。陈余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③！岂以臣为重去将哉④？”乃脱解印绶⑤，推予张耳。张耳亦愕不受⑥。陈余起如厕。客有说张耳曰：“臣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今陈将军与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张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⑦。而陈余还，亦望张耳不让，遂趋出⑧。张耳遂收其兵。陈余独与麾下所善数百人之河上泽中渔猎。由此陈余、张耳遂有郤⑨。（《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卷八十九，第3112页）

【注释】

①巨鹿：在今河北省平乡县西南。②尝：尝试，试探。③望：埋怨，责备。④去将：舍弃将军的职位。⑤印绶：印信和系印信的丝带。⑥愕：惊讶。⑦麾下：部下。⑧趋：快走。⑨郤：通“隙”，指感情上的裂痕。

【品读】

武臣派李良攻取常山，平定之后，又派他攻取太原，但到石邑（在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南）时，秦军已经占领井陉（关名，今河北省井陉县井陉关）。秦军将领伪造秦二世书信送给李良，希望他反赵归秦。李良心存怀疑，没有理会。李良回到邯郸，请求增兵，在路上遇见赵王的姐姐，赵王的姐姐对李良不够尊敬，加之旁边的人煽风点火，李良反叛，追杀赵王姐姐，率军进攻邯郸，杀死了赵王武臣和左丞相邵骚。张耳、陈余因为在赵耳目众多，得以逃脱。于是张耳立赵国王族后代赵歇为王。李良攻打陈余，被陈余打败，李良投靠了秦将章邯。张耳和赵王逃到巨鹿城，被秦将王离团团围住。秦军兵强马壮，粮草充沛，巨鹿城已经危在旦夕。张耳多次派人请陈余相救，但陈余兵少，不敢与秦军开战。如此僵持有数月之久，张耳大怒，派张黡、陈泽前去责问陈余，陈余自有解释，认为他与秦军力量悬殊，就算前去也无济于事，犹如以卵击石，肉委饿虎，实际上没有任何帮助，白白消耗了赵的实力。张黡、陈泽坚持要派军去救，陈余就派了五千人给二人，结果有去无回，全军覆没。(www.daowen.com)

燕、齐、楚等听说赵王被围困，都派人来救，但不敢出兵与秦军一战，皆作壁上观，幸亏项羽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俘虏了秦将王离，张耳和赵王才活下来。张耳一见到陈余就责问他为什么不肯救赵，以及张黡、陈泽何在。陈余也很生气，对为什么不救赵没有解释，只是说了张黡、陈泽全军覆没的事。然而张耳不相信陈余的话，以为是陈余杀了他们，连续追问了好几次。陈余本来已经心生怒气，张耳的不信任，更是火上浇油，陈余愤怒不已，解下印信推给了张耳，张耳没敢接受，陈余去上厕所。在这一段时间中，张耳接受门客的建议，拿走了印信，接管了陈余的军队。陈余回来，知道此事后，也怨恨张耳，但事已至此，无可挽回。陈余只带着手下几百个亲信去黄河边捕鱼打猎了。曾经的生死之交，关系完全破裂，直至最后发展成了水火不容，陈余必杀张耳而后快。

张耳、陈余两人关系破裂，仅从救赵这一件事看，是源于彼此的不信任、不理解，张耳不理解陈余的难处，一味要求陈余冒死相救，陈余的做法虽然显得没有情义，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陈余是有道理的。张耳从巨鹿出来后，责问陈余也是人之常情，而陈余不理解张耳在城中的艰难和危险，一旦被张耳责问，他就极为愤怒，使得两人没有和解的机会。张耳对陈余也不信任，又加深了彼此的怨恨。总之，两人的所言所行都非君子所为，气量狭小，不为对方着想，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所谓“刎颈交”徒有虚名，其本质不过是司马迁说的“势力交”而已。在“太史公曰”中司马迁把他们和太伯、季札相比，认为张耳、陈余“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太伯是吴太伯，周太王的长子，季历的兄长，周太王想传位给季历，然后由季历传给其子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姬昌）。太伯心知此事，就逃到了荆蛮，把继承权让给了季历。延陵季子即季札也是以让国为世所称，他们和张耳、陈余“据国争权”完全相反。

【扩展阅读】

导言：张耳、陈余虽然在当时是世人称赞的贤人，两人的交情也被许为“刎颈交”，但从巨鹿之战中能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缺乏理解和信任。这和历史上有名的管鲍之交相比较，会看得更为清楚。

管鲍之交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史记·管晏列传第二》卷六十二，第25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