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史记》豫让与智伯的悲剧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史记》豫让与智伯的悲剧

时间:2023-08-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⑤,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⑨,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所以一旦他被立为继承人,智氏宗族必定会灭亡。豫让侥幸逃脱,藏在山里,感叹:“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史记》豫让与智伯的悲剧

【题解】

晋国人豫让在智伯死后,不惜一切代价为其报仇,其原因在于智伯将豫让引以为知己,有知遇之恩,并且待之以国士。虽然豫让最后报仇未能成功,但其忠肝义胆、知恩图报的侠义精神让人感动。

【原文】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邢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醳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卷八十六,第3041~3044页)

【注释】

①范氏及中行氏:范氏指晋国大夫范吉射,中行氏指中行寅,他们与智氏、韩氏、赵氏、魏氏共同执政,称为六卿。②智伯:智襄子,六卿中势力最大。③赵襄子:晋国大夫赵毋衅。④三分其地:韩、赵、魏三家分晋。⑤知:知己。⑥刑人:受过刑罚的人。⑦心动:指心跳,突感不安。⑧醳(shì):通“释”,释放。⑨厉:通“癞”(lài)。恶疮。⑩近幸:宠爱,受信任。⑪顾:文言连词,反而。⑫愧:使……羞愧。⑬数:责备,列举过错。⑭遇:对待。⑮国士:一国中才能最优秀的人物。⑯焉:于是。⑰敢布腹心:字面意思是说敢于剖开我的肚子和心脏,比喻冒昧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品读】

豫让是晋国人,春秋末期时晋国实际掌权的是六卿:智氏、中行氏、范氏、韩氏、赵氏、魏氏,先是智氏打败了中行氏和范氏,剩下了四家,智襄子又向韩、赵、魏三家请求土地,韩康子、魏桓子都按要求交出了土地,但赵襄子不给,于是智氏大怒,率领包括韩、魏士兵在内的军队攻打赵襄子,可由于韩、魏害怕赵襄子被灭后,他们就危险了,所以背叛智氏,为赵襄子做内应,里应外合,水淹智伯军,杀死智伯,灭其宗族。之后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他们还请求周烈王封他们为诸侯,由此韩、赵、魏与秦、齐、楚、燕构成了“战国七雄”,所以说“三家分晋”也被认为是春秋战国的分水岭。(www.daowen.com)

豫让起初在范氏和中行氏那里做事,但不受重视,没有什么名声,所以他又去智伯门下,很受智伯的尊敬和宠信。智伯是怎样一个人呢?当初,智宣子选继承人的时候,中意智瑶(即智伯),但智果反对,他认为智瑶贤于他人的有五点,也有一个短处。贤能之处在于:一是留着美丽的长胡须,身材高大;二是善于射箭和驾车;三是技艺超群;四是能言善辩;五是坚强果断。缺点在于他没有仁德之心,他用五种贤能欺压别人,再用不仁之心去实行,谁都受不了。所以一旦他被立为继承人,智氏宗族必定会灭亡。智宣子没听智果的意见,还是立了智瑶。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智伯也有评价。司马光认为应该区分才与德,不能笼统称作贤,然后依据才德把人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资治通鉴》卷一,中华书局,1956,第14页)而智伯灭亡,是由于“才胜德”,言下之意是智伯只是个小人而已。然而,不论智伯不仁或者是个小人,他对豫让却非常尊重。

韩、赵、魏灭智伯后,瓜分了智氏土地,但赵襄子由于对智伯极其怨恨,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油漆作为饮酒器。豫让侥幸逃脱,藏在山里,感叹:“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下定决心要为智伯报仇,之所以如此坚定,是因为“智伯知我”。一个“知”就值得不顾性命为其报仇吗?这里的“知”有知己、知遇的意思,古人是非常看重的。可以举两个例子。诸葛亮三国时蜀汉的丞相,但他最初只是一介布衣,在南阳耕地种田,刘邦听说他贤能之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君臣合力,三分天下有其一。刘邦临终前又以诸葛亮为顾命大臣,诸葛亮临危受命,辅佐新君刘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邦对诸葛亮是有知遇之恩的,所以他才尽心竭力,不敢丝毫懈怠。另一个是《三国演义》(人民出版社,1979,第77页)中所写,由于原文简单,这里直接引用:“正饮宴间,忽有人报曰:‘董卓暴尸于市,忽有一人伏其尸而大哭。’允怒曰:‘董卓伏诛,士民莫不称贺;此何人,独敢哭耶!’遂唤武士:‘与吾擒来!’须臾擒至。众官见之,无不惊骇:原来那人不是别人,乃侍中蔡邕也,允叱曰:‘董卓逆贼,今日伏诛,国之大幸。汝为汉臣,乃不为国庆,反为贼哭,何也?’邕伏罪曰:‘邕虽不才,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自知罪大。愿公见原:倘得黥首刖足,使续成汉史,以赎其辜,邕之幸也。’”(第九回)蔡邕为残忍嗜杀的董卓痛哭,“只因一时知遇之感。”蔡邕口中的知遇之感就是,当初蔡邕在十常侍被消灭后,回家赋闲,董卓为了笼络人心,就派人请蔡邕,蔡邕无奈,只得答应。董卓对蔡邕很优待,官位不断升迁,后封高阳乡侯。这两个例子不仅可以说明古人对知遇之恩的看重,也可见出豫让的举动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不同之处在于豫让的行为更加极端。

豫让报仇总共两次。第一次他变换姓名假装为受过刑罚的人,进入赵襄子宫中修整厕所,准备伺机刺杀。赵襄子上厕所时,心跳得厉害,便抓住修整厕所的人询问,原来是豫让,衣服里还夹带着兵器。豫让明言:“我要为智伯报仇!”周围的人想杀了他,但赵襄子觉得豫让是位深明大义之人,智伯死后没有子嗣,他作为臣下能为智伯报仇,是天下的贤人,就把豫让放了。第一次以失败告终,而且赵襄子和周围的人都已经见过他,再想接近去报仇,难度更大了。没过多久,开始了第二次计划。这次豫让付出的代价真是太大,他往身上涂漆,漆有毒,致使全身都长满恶疮,面目全非,使人看不出来,又吞下火炭把声音弄得沙哑,使别人听不出是他,然后在街市上乞讨,就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来了。他的一个朋友认出他来,不禁为之流泪,还给他建议说,他可以先侍奉赵襄子,得到信任后便可以为所欲为,何必为了报仇残害身体,这样岂不是更难了。豫让当然有他的理由:第一,如果自己去侍奉赵襄子了,就是赵襄子的臣下,又想着杀他,这是以二心侍奉君主;第二,他采取如此艰难的办法,是为了使后世怀有二心侍奉君主的人感到羞愧。豫让是位义士,不会做卑鄙无耻的事情,士人的操守可见一斑。

赵襄子外出,必然要经过一座桥,所以豫让就藏在桥下。等赵襄子到桥上时,马受到惊吓,赵襄子已经猜到是豫让,派人一问,果然是。上次赵襄子放过豫让一次,这次又见到,显然发怒了,他责问豫让:“你不是也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灭了他们,你不为他们报仇,反而去做智伯的臣子。现在智伯也死了,你为什么一定要为他报仇?”豫让当时就以众人和国士的区别作答。“以众人对待我,我就以众人报答;以国士对待我,我以国士报答。”前者是范氏和中行氏,后者是智伯。赵襄子感慨叹息,甚至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但不能再放豫让了,因为谁也不知道如果有下次他还会做出什么,考虑到自身的安全,赵襄子派士兵围住了豫让。豫让知道死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但大仇未报,怎能甘心?然而,此时此刻,杀赵襄子根本不可能,唯有以赵襄子的衣服代替他,砍杀衣服来完成他报仇的心愿,如此,才能死而无憾。赵襄子对他的一番话非常感动,派人把衣服给了豫让。于是豫让拔出剑,跳起来三次刺衣服,并说道:“我可以报答智伯于地下了!”然后自杀。死的那天,赵国有正义感的有志之士听说后,都为他流泪哭泣。

豫让誓死为智伯报仇,有人认为是豫让不忘智伯对他的优厚待遇,如此说法似乎对古人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豫让强调的是“智伯知我”“士为知己者死”,根本在于智伯以国士对待他,知遇之恩大于利禄之厚。如果豫让只是念念不忘利禄,他有必要“漆身为厉,吞炭为哑”吗?他投靠赵襄子可能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利禄,但他没有,而且还鄙夷那些怀二心的人。此外,人们或许还会问一个问题:“豫让是愚忠吗?”有人可能回答是,有人觉得不是。如果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豫让不是愚忠。首先,他最初跟随范氏和中行氏,因不受重视,又到智伯那里,他并不是死守一人;其次,智伯已经被杀,又无后人,作为臣子为君报仇是天经地义的。总之,所谓“愚忠”只是贴给一些人的标签,并没有确定的意义,设想如果甲乙两国,甲国被乙国所灭,那些至死不愿投降的甲国臣子就被冠以“愚忠”的称号,而事先投降乙国的人则可能被认为识时务的俊杰,反之,在甲国人眼里誓死抵抗的人才是英雄、忠臣,而那些投降的人就是叛徒。但因为乙国是胜利者,所以有命名的权力,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在少数。

【扩展阅读】

导言:中国古代有所谓的五种人伦关系,即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君臣关系极为重要,因此如何处理君臣关系也就是必须要考虑的,和豫让“众人国士”相类似的是孟子的说法,都强调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仅仅是臣子对君主的单向服从。

君臣之间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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