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列传是记载人臣事迹的。《伯夷列传》是《史记》列传部分的第一篇，文中对伯夷、叔齐的事迹做了简单记述，重在以此阐明作者的观点，其中很多议论都与司马迁自己的人生体验相关。

伯夷、叔齐采薇

【原文】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①。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②。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③，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④，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⑤，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耶非耶？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⑥，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⑦，肝人之肉⑧，暴戾恣睢⑨，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或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⑩，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⑪。“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⑫。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⑬贾子曰⑭：“贪夫徇财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⑯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史记·老子伯夷列传第一》卷六十一，第2569～2574页）

【注释】

①孤竹：古国名，在今河北省卢龙县东。②中子：次子。③西伯昌：周文王姬昌，商时为西伯侯。④木主：灵牌。⑤首阳山：具体所在难以确定，有说在今山西省永济市南，有说在今甘肃省陇西县，等等。⑥屡空：经常处于贫困之中。⑦盗跖（zhí）：相传为春秋末期鲁国人，是个大盗。⑧肝：作动词，像吃动物肝脏一样，形容残忍。另有人认为“肝”应作“脍”。脍，切肉成丝。⑨恣睢：放纵任性。⑩道不同不相为谋：出自《论语·卫灵公》。⑪富贵如可求……从吾所好：出自《论语·述而》。⑫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出自《论语·子罕》。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出自《论语·卫灵公》。⑭贾子：贾谊。⑮徇：同“殉”，为追求某种东西而不惜性命。⑯贪夫徇财……；同明相照……；云从龙……：出自《易·乾·文言》。⑰堙（yīn）灭：埋没。

【品读】

伯夷、叔齐的历史事迹到西汉时应该已经留存不多，但司马迁还是为他们立传并将其放在列传第一篇，其中的深意很耐人寻味。这篇传的写法和通常意义上的列传是不一样的。史书列传的主要内容是对传主一生事迹的叙述，虽然也有评论，却不占主体，而《伯夷列传》恰好相反，叙述是被议论包裹的。孔子曾经评论过伯夷、叔齐：“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总之，就是他们“无怨”。司马迁对孔子是十分敬仰的，可在这里，太史公持不同的意见，主要是从他们没有收入《诗》的佚诗看出的。为了说明笔者的看法，下面先简要叙述二人的事迹：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本来想立叔齐为君主。父亲去世后，叔齐就想让给哥哥伯夷，因为伯夷是长子，按常理应该是伯夷继承爵位的，但伯夷认为父命如此，不可违背，就逃跑了。叔齐也不肯，也逃跑了。两人听说西伯姬昌能爱贤礼士，敬养老人，所以就去那里了。等他们到的时候，姬昌已死，儿子姬发载着父亲的灵位要去讨伐纣王。当时纣王还是天子，姬发是臣，况且父亲刚死，所以伯夷、叔齐就劝姬发不要去。当然，他们的话不会起什么作用，要不是太公，还险些丧命。周武王打败纣王，天下都归顺了周，但伯夷、叔齐却以之为耻，不吃周的粮食，隐居于首阳山，采野菜作为食物。等他们快要饿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司马迁看到的佚诗，大概意思是表示对周的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周是采取暴力的手段夺取天下的，这是不对的。如今已经没有了神农、虞、夏，他们再也没有归宿了，只能感叹“命之衰矣”。“衰”不仅是说他们的生命即将结束，还暗指天命与世道。(www.daowen.com)

司马迁接着问了一句：“怨还是不怨呢？”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他们当然怨，而不是孔子所认为的“不怨”。这与司马迁的认识是一致的，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诗经》三百篇等，都是圣贤“发愤”所作，“愤”就是愤怒、愤懑、怨恨，和“怨”的意思接近。

上面是孔子说的，下面又有人说：“天道是公正无私的，常常帮助善人。”如果这个说法有道理，那伯夷、叔齐还是不是善人呢？他们当然是善人，而且品行高洁，结果却是饿死的。天帮助善人了吗？孔子之徒三千，贤者七十二，其中颜渊是最好学的，但却经常处在贫困之中，食不果腹，早早就死了。上天给善人的报答，又是什么呢？读至此，真是让人感到太史公难以自抑的怨愤之情。天不帮助善人，会惩罚恶人吗？司马迁举例来说，盗跖每天都杀无辜的人，吃人肉，残暴至极，聚集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寿终正寝。这又是什么天理？到了近代（指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那些没有操守、行为不轨、违法犯禁的人终生享受安逸快乐、富贵优厚的生活，世代不绝。而那些走路时选好地才迈步，应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走路不走小道，不公正的事情不努力做的人却遇到了无妄之灾。这些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事实摆在面前，让司马迁感到困惑了：天道还有是非吗？

司马迁说到的这两类人中的后一类人中，就有他自己。西汉名将李广之孙李陵奉汉武帝之命出征匈奴，但在一次战役中因为寡不敌众而被俘，最后投降。武帝知道后大怒，群臣也都归罪于李陵，武帝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认为李陵非常孝顺，有信义，在国家危难之时常常奋不顾身。而且他以不满五千的步兵独挡匈奴数万军队，英勇杀敌，虽然战败投降，但他之所以不死，可能是想在适当的时候再报答汉朝。可司马迁的仗义执言并没有说服皇帝，反而让自己遭受了腐刑。结合太史公的这段人生经历，就能明白他为什么质疑天道的公正了。

天道既然没有是非可言，那人生还要去追求道义还要坚持原则吗？面对如此的问题，有的人可能就会随波逐流，有的人却依然坚守，尽管代价可能是巨大的。司马迁选择后一种，他从孔子那里寻找到了支持。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只能各从其志，做好自己。在一个混浊不堪的世界里，高洁之士才被特别凸显，他的价值和意义也更为重大。孔子而外，孟子的话其实也可以支持太史公，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见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第276页）《史记》就是司马迁的大任，但他受的苦难还是太重了，在给任安写的信中就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见中华书局编辑部：《名家精译古文观止》，中华书局，1993，第199页）其情其景，岂能不让人感慨唏嘘。

司马迁最后还谈到“名”，引《论语》的话说君子痛恨死后名声不能流传。而名声的流传，一方面要君子自身是贤士，另一方面还要有像孔子一样的人称扬，否则也很难美名传于后世。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解释自己为什么在遭受宫刑这样的奇耻大辱之后，还要苟活于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见中华书局编辑部：《名家精译古文观止》，中华书局，1993，第199页）这是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流传于后世，而不是随着肉身的死亡消逝在无尽的历史中。忍受痛苦灾难去追求此生此世根本看不到的名声，是为什么呢？

《史记》中有很多司马迁的影子，他在《史记》中写别人的时候，也把自己写进了历史。

【扩展阅读】

导言：伯夷、叔齐在后世常常被人提起，最著名的文章要算韩愈的《伯夷颂》了，在文中韩愈特别赞扬了伯夷“特立独行”的精神。

伯夷

伯夷颂（节选）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