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中华文明养成记:转型、再造与复兴

中华文明养成记:转型、再造与复兴

时间:2023-08-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0世纪中国的文明变迁是总体性的。经历了现代化的改造与重建,中华文明完成了历史性的蜕变和更新,成为一个用崭新的现代文化装备的、具有现代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的现代民族文明。与此同时,经过历史性嬗变的中华文明获得新生和复兴,向世界重现风采和魅力。在现代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文明,正以全面开放的姿态,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华文明养成记:转型、再造与复兴

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在这个世纪前20年中的几件大事,具有尤为重要的历史转折意义。

1905年废除了延续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政治制度的动力基础和代谢机制。同时也改变了与科举制密切联系的传统教育体制,以传播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新式学堂取而代之,从而改变了文化传承的知识体系。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把对传统社会的否定从政治制度的层面引申到文化心理、思想观念的层面,强烈地冲击了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

所以,19世纪向20世纪的转折,也就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折。这场社会大变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生活背景、生活舞台、生活世界,相应地,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观念、生活内容、生活方式。20世纪给中国人的生命活动以新的文化意义,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对中国人的心理品质和民族性格进行了再塑造。

20世纪中国的文明变迁是总体性的。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不是个别新文化因素的出现或旧文化因素的丧失,不是对原有体系框架的改造、调整或充实,也不是原有文化精神的继续和发展,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这种文明变迁,是整个社会文明形态诸层面和文化整体设计的更新和转变,是文化模式的演进与转型。正是经过了这种文化冲突和震荡,实现了新的文化融合和整合,实现了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结构性转变,形成了现代中华文明的新格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古老的中国焕发了青春,以崭新的面貌和风采出现在世界舞台上。20世纪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对中国人进行了巨大的再塑造,使中国人走出传统社会的中世纪,走进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现代化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主题,20世纪中国社会文明的一切变化、动荡、冲突,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个主题下获得解释和意义。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变迁中,中国人的精神经历了一个由被动转向主动的过程。几代人为寻找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极为艰难的探索,经历了许多不可避免的和可以避免的挫折和失误,终于达到了今天这样的发展程度,达到了今天这样的对现代化精神蕴涵的理解程度。

文化在本质上是与社会历史联系的,社会历史的发展必然引起文化的改变。但是这种发展,即使是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这样的在根本性质上的改变,也不应该被理解为历史的中断,而是在原来基础上的社会进步,因此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在深层心理结构中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也存在一些永续性的因素。这些永续性的因素,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使中国人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保持着特殊的民族性格和风格。我们对中国现代文明的探讨,必须与中华文明的历史联系起来,从对中华文化史的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从中华文明历史演变的轨迹中寻找中国现代文明的特征。

在几千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内蕴深厚、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成为我们今天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经历了现代化的改造与重建,中华文明完成了历史性的蜕变和更新,成为一个用崭新的现代文化装备的、具有现代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的现代民族文明。而在中国现代文明更新改造的过程中,我们重建着我们的文化精神,重构着我们的意义体系,重塑着我们的民族心魂,从而,创造着现代中国人的生机勃勃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

与此同时,经过历史性嬗变的中华文明获得新生和复兴,向世界重现风采和魅力。在现代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文明,正以全面开放的姿态,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注释】
(www.daowen.com)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2]黄兴涛:《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兼论“思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3]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4]俞祖华、赵慧峰:《清末新型知识群体: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人文杂志》2012年第5期。

[5]王先明:《关于近代中国“新学”的民族定位》,《河北学刊》2001年第3期。

[6]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7—530页。

[7]《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6页。

[8]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120页。

[9]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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