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清王朝在文化变革和社会改革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历史并没有给它进一步的机会。不久它就灭亡了。之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现代文明为取向，代表了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这种思路和方式的核心意义是要通过主动吸收外来文化，顺应和接受现代化变迁的历史趋势，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和结构，实现民族文化的振兴。这比晚清的“中体西用”的思路则上了一个层次，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这种回应的方式并不是顺利地被社会认同，它受到了“文化本位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抵抗。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顽固的守旧派不一样。20世纪的“文化本位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并不是要恢复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秩序，也不是完全反对现代化变迁，而是主张重建主体性的民族文化传统，以中华文化的观念框架同化、吸收某些外来文化的东西。他们以认同、回归民族文化传统为特点，认为经济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固然带来文化习俗、观念的现代化，但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是全盘的，并不必然蕴含文化价值层面上的全面反传统。他们所主张的，实际上是要通过恢复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因素和主体性功能，使其适应现代化的趋势，以重建和振兴民族文化。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共同特点是：他们能以比较开放的心智面对西学，但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在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更与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戊戌变法失败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以后，章太炎认识到不推翻清廷统治，“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故其“提倡国粹”，意在“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民国初年，梁漱溟目睹时艰，悲悯地发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呐喊。他更有感于“今日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可有那个出头？”遂以复兴孔学为己任，号召国人走孔家路，寻孔颜乐处，重开宋明儒讲学之风，并坚信世界最近的未来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由此可见，梁氏在西化之风昌盛之时，高扬儒学之旗，讲学著书，奔走呼号，目的并非仅仅是复活古老文明，而是要以儒学精神昭苏国人的人生态度，开辟出现实的人生之路，进而求得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新生。他曾指出，唯有复兴中国文化，才能昭苏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的路。

在20世纪前期，在面对西方文化大规模传播的情况下，在主张全面引进西方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受到强大冲击的情况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一再地表现出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与此同时，从此，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十分活跃。《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及其后继者钱智修，《欧游心影录》作者梁启超，《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者梁漱溟，《甲寅杂志》主编主撰章士钊，以及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玄学派主将张君劢等，都是这一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反对新文化运动激进的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而大力提倡东方文化，因此有时人们又把他们统称为“东方文化派”。除“东方文化派”外，以东南大学教授吴宓、梅光迪代表的“学衡派”也是这一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30年代，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对“全盘西化论”作了系统论证。至此，“全盘西化” 不仅作为一个口号，而且作为一种文化主张而引起注意。针对陈序经的观点，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从而形成一场影响广泛的大论战。他们不赞成复古派的主张，认为古代的中国已成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他们也不赞成盲目模仿外国，认为无论是完全模仿英、美，还是完全模仿意、德，其主张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他们认为，“此时此地的需要”，才是“中国本位的基础”。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以后，一方面，许多报刊发表社评、文章，大力推崇、宣扬其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另一方面，《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受到西化派的尖锐批评。本位文化的论战所涉及的不只是文化问题，而是由此引出中国的出路即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所谓本位文化建设，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是本位文化受到外来文化严重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在这次讨论中，对如何认识西方文化的问题，持分析态度的意见显然占上风，不论对资本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都提倡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就是大力支持西化论的人也客观地分析了西方生活方式之缺陷，指出西方文化也有历史的惰性。在讨论中，不论是主张西化论者还是主张中国本位论者，都逐步产生一种新认识，即用“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来取代“西化”或“中国化”等概念。“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第一，发展自然科学，这是现代化的根本基础。第二，促进工业发展，一个国家若无现代工业，平时无法生活，战时无法进攻。第三，提倡各种现代学术，没有现代学术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第四，思想方面的科学化，以使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做事的方法都现代化、效率化、合理化。(www.daowen.com)

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争论是20世纪20年代文化争论的继续和扩大。从“东方化”引出“中国本位”观点，从“西化”引出“现代化”的观点，表明中国思想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想认识在逐步深化中。

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是“新儒学”思潮的出现。“新儒学”以倡导儒家学说的现代复兴，承续儒家文化精神为根本宗旨。这个宗旨是直接针对“五四”时代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回应。在那种急风暴雨般的反传统思潮过后，新儒家们提出了“返本开新”、重建“文化本位”的主张，以重整回应现代化变迁的思路。

新儒家们力图以儒学论现代化，这种思路的展开，源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即坚信中华文化有活的生命，坚信中华文化有一个绵延不绝的统续。他们认为，中华文化是中国人的客观精神生命之表现。所以，“返本”，就是要畅通民族文化生命的本源，以民族文化的自觉，由文化生命的畅通，来蓬勃民族生命的生机。他们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适合现代生活的要求，但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并不是传统的割裂，而是传统的承续，是中国文化生命的发扬光大。所以，他们始终坚持中华文化“本位”观，现代化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而不是要用西方文化来替代中国文化。他们站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以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尺度来认识、评判、选择西方文化，是以“中”论“西”。在他们看来，当代西方文化的精彩优越之处，就在于科学技术与民主政体。

不仅如此，在新儒家们看来，儒家思想不仅具有开出现代化的功能，而且还有避免与消解西方现代化带来的现代矛盾与伦理问题的功能。杜维明认为，中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某些流弊，究其文化原因，就在于未能很好地保留和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因此，复兴儒学是补救时弊的良药。对于西方社会也是如此。为了克服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冲突和危机，西方人应该向东方人学习，从儒家文化吸取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