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本质即在“洋务”，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制造先进的机器，发展近代的工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换句话说，采西学，制洋器，以“洋务”实现“自强”，是当时应对“大变局”，挽救民族危机的主要思路。为了更合理地“采西学”，洋务思想家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作为解决引进西学与坚持本土文化矛盾的一个思路。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式的形成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为论证“采西学”的必要性，以“法后王”为依据，主张借鉴和中国“同时并域”的西方诸国“自治富强”的成功经验，认为如果能够“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必将收到“更善之善”的效果。

冯桂芬的“本辅”说是“中体西用”思想的最早表述形式。它在中学和西学兼蓄并容的文化结构中，以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为条件，确认西学的辅助作用之价值。后来，洋务思想家们提出“中体西用”，在这一理论中，他们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称为“体”与“用”的关系，或称为“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肯定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更进而肯定两者的功用，即中学用来“治心身”，西学用来“应世事”。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这两者又被强调是相补相救，不可偏废的。从理论上看，他们以这种思维模式将西学内容合法化，将指向现代的世俗价值目标引进传统框架内，肯定西学所指向的世俗价值，肯定其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实际功用。这就等于承认中学还有所不足，还有待于西学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中学的地方，从而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

洋务派为强调西学之可用和当用而标榜的“中体西用”论，随着他们对于西学知识的加深，逐渐有所发展。当他们明白了西方富强是由于实行“重商富民”政策，并建立了相应的法度时，他们心目中的“中体西用”论式中的“西用”，无疑已迥然不同于当年所说的洋器洋技之长。他们要学习的内容，已经不再拘守于“不师其法，惟仿其器”的狭小范围。

他们表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强烈的责任感，薛福成指出：“中国之病，固在不能更新，尤在不能守旧。”他告诫国人：“宜考旧，勿厌旧；宜知新，勿骛新。”张之洞告诫国人了解西学应在通晓中学的前提下进行，他希望中国实现“朝运汽机，夕驰铁路”的局面，更希望中国人能继续保持“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体用派通过“中体西用”理论首次提出了中西两种文化如何结合的大原则，提出了一种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文化模式，认为引进外来文化要加以选择，要以我为主。

“中体西用”这个口号在中国文化界有着强烈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是晚清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于晚清的文化发展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体西用”文化观论式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总的趋势是中学的内涵越来越小，西学的范围日益扩大，层次日益深入。在当时寻求中国富强之路的探索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www.daowen.com)

到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张之洞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转换为“旧学为本，新学为用”，将“中西”问题转换为“新旧”问题，这不仅是他个人认识的深化，而且是整个社会对中西文化认识的提升。

《劝学篇》一方面批评顽固派的“守旧”“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评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他企图在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路——“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这便是洋务派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

《劝学篇》共24篇，4万余字，“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指的是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能动摇；所谓“通”，指的是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全书贯穿“中体西用”精神，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起”清廷统治之“疾”。张之洞倡导的“新旧兼学” 中的新学亦包括西政，这比早期“中体西用”论者的西学等于西艺的观点进了一步，扩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诸项。张之洞的公式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劝学篇》对文化的不同层面持不同态度，引申出“变”与“不变”的二重观点。张之洞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这就是说，器可变而道不可变。为证明“器”的可变性，张之洞旁征博引经典，如《周易》的“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趋时”“损益之道”；《尚书》的“器非求旧，惟新”；《礼经》的“五帝不沿乐，三五不袭礼，礼时为大”；《论语》的“温故知新”；等等。为论证“道”的不可变性，张之洞则征引《礼记·大传》的“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他进而发挥道：“五伦之道，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

张之洞的“变易”与“不易”的二重思想，虽然与诸经都有关系，而其主要渊源则在《周易》关于“变易”与“不易”的二重学说。张氏力图变更陈法，改弦更张，在技艺层面，甚至部分地在制度层面采用西法；然而，作为宗法—专制政体和纲常名教的卫道者，他又竭力维系旧的政治—伦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