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时期的“新旧”学之争，归根到底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如何保存中国传统学问的问题。提倡新学的人是以中学或旧学接纳西学，用西学改造中学，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学问和知识体系，而反对新学的人则主张完整地保留旧学，反对康梁“以六经并入西学”的做法。无论是否提倡新学，都没有人全面否定旧学，并且都在探讨在新的形势下，在西学广泛传播的前提下，如何来保存旧学的问题。

随着西学大规模引入，中学面临着巨大冲击，中学之生存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许多学者，包括极力主张新学的学者，也都表达了这样的忧虑，并且为保存旧学做出了很多努力。梁启超多次表达了对旧学消亡之忧虑，在他看来，按照西方教育体制兴办新式学校后，新式学堂采自西方分科式的学科体制，中国固有的经史之学难以在这种体制中获得一席之地，人们必然会趋向西学，研习近代学科体制下的西学各学科门类，而对中国旧学不予重视。

张之洞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会同荣庆、张百熙等人制定新学制，仿照西方分科设学原则创建分科大学时，特别注重对中国旧学之强调与保存。在《学务纲要》中，张之洞对大学分科的原则和指导方针作了原则性规定：将经学立于各门学术之首，不仅大学分科中专列经学科研究经学各门，而且各级中小学也要“注重读经”。张之洞认为，小学中学皆有读经讲经之课，高等学堂有讲经之课，大学堂、通儒院则以精深经学列为专科，自然会达到“尊崇圣道”“保存古学”之目的。但实际状况并不乐观。各种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后，经史之学在新式学堂中所占之比重毕竟有限。更重要的是，此时“趋新”之风日盛，旧学万难引起读书人之兴趣。

为了保存中国旧学，张之洞等人还力谋设立“存经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河南巡抚陈夔龙、学政王垿奏请在省会设立尊经学堂，“以保存国粹为先务”。^[6]翌年正月，湖南巡抚庞鸿书、学政支恒荣会奏，认为“学堂科目赅括中西，其于经学、史学、理学、词章学，皆未暇专精，窃恐将来中学日微，必至各学堂亦鲜教国文专门之教员，而中师渐绝”。请求将省城的成德校士馆和达材校士馆、岳麓景贤堂以及衡阳府船山书院分别改为成德、达材、景贤、船山各学堂以“专课经史”，明确提出“拟仿照湖北存古学堂并参酌河南尊经学堂章程”办理。他们主张的存古学堂，重点是研习中国固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等，西学门类如算学、艺学、政学仅仅是“兼通”。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底，湖广总督张之洞正式进呈《创立存古学堂折》，将经心书院故址改为存古学堂。他主张的存古学堂以研习经学、史学等中国旧学学科为主，同时，存古学堂课程应“略兼科学以开其普通知识，俾不致流为迂拘偏执，为谈新学者所诟病”。

张之洞首倡设立湖北存古学堂后，不少省份闻风而起，更有派专员到湖北考察存古学堂。张之洞主管学部后，各地陆续开办了一些存古学堂。宣统三年（1911）四月，清学部在《奏修订存古学堂章程折》中，对存古学堂立学之目的作了规定：“存古学堂以养成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及与此同等学堂之经学、国文、中国历史教员为宗旨，并以预备储升入经科、文科大学之选。”它分设中等科、高等科，其学科分经学、史学、词章三门：“经学门为预备升考经科大学者治之，史学门为预备升考文科大学之中国史学门者治之，词章门为预备升考文科大学之中国文学门者治之。”

存古学堂是在诸多保存国粹办学方案中被清政府确立为“新教育”体系内的主要“存古”形式。从光绪三十年（1904）到清朝覆亡，湖北、安徽、江苏、陕西、广东、四川、甘肃、山东等省皆正式办有存古学堂，京师、江西、浙江、福建、贵州、湖南、江宁、广西、河南、云南、直隶、吉林、黑龙江等地也都有仿办存古学堂的提议或规划。

在清廷采取在新式学堂中规定经史等课程、设置存古学堂之同时，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了“保存国粹”、复兴古学之主张，掀起了影响深远之国粹主义思潮。1905年，邓实、黄节等成立国学保存会，继而创办《国粹学报》。以此为标志，晚清历史上出现了国粹派。国粹派所谓“国学”，是中国学术文化之总称。“国粹”一词引自日本语，国粹派以此泛指国学所含之精华。在章太炎看来，国粹就是中国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7]。故保存国粹，就是保存与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8]国粹派不同于以往的文化保守派别，他们要对中国文化加以发掘，结合时代特点，重塑近代文化，因此，表述了一种新的文化观。(www.daowen.com)

在晚清许多学者看来，中国传统学术是“一半断烂，一半庞杂”，他们主张用西方近代学科分类体系来分割和重新整理古代学术，即将原来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框架之分类体系彻底抛弃，转而按照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数学、自然科学等一系列近代学科分类体系来分割和重新归类之。

西方分科原则及学科体系伴随着废除科举、确定新学制而为晚清学者接受后，因为经学在新学制中无对应之位置，在近代学科体系中亦无对应之学科，故“废经”呼声日渐高涨。经学之存废，成为清末学界争论之重大问题。有人坚决主张废除旧学科，将经学内容归并到近代学科体制中。有人则认为，“六经”不仅是探讨中国史学发展所不可或缺之史料，而且对于研究整个人类文化之演化，均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无论是否赞同废除经科，必须用近代学科体系对经部所含知识体系进行重新界定与整理，是很多新派学者之共识。因此，晚清学者在审视中国旧学时，力争将“四部”分类体系中之知识分类，从形式上改称“学”，以与近代学科相对应。

1907年，国学保存会拟设国粹学堂，并草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课程表）。该学堂章程规定：“略仿各国文科大学及优级师范之例，分科讲授，惟均以国学为主。”学堂课程分经学、文字学、社会学、实业学、博物学、哲学、伦理学、考古学、史学、宗教学、译学等21门学科，各学科又分为若干种课程，如社会学分古代社会状态、中古社会状态、近代社会状态；哲学分古代哲学、佛教哲学、宋明哲学、近儒哲学；史学分年代学、古事年表、历代兴亡史、外患史、政体史、外交史、内乱史、史学研究法等；典制学分历代行政之机关、官制、法制、典礼、兵制、田制、制度杂考等。此21门学科及其所属之具体课程，总数竟达百门之多。这既是国粹派接受西方近代学科体系之明证，也是其以近代学科界定中国旧学之尝试。

不久，出现的“整理国故”运动，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不断的整理和整合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变其固有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之新知体系中。

接受西方新知之晚清学者，当其再用新眼光看待中国旧学，自然会产生一些新见解，诚如孙宝瑄所言：“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9]正是在这种“以新眼读旧书”、以新理研旧学而不断产生“新见”过程中，中国旧学发生着微妙之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