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来的西学来说，中学、旧学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如何面对这个巨大的存在，是西学东渐过程中很重要的问题。

晚清的思想家们把“中西”的问题转换为“新旧”的问题，把中外文化的冲突转变为本土文化内部的“新旧”的矛盾，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这里面包含着将外来文化、外来的知识体系本土化、民族化的努力。

“西学亦即新学，中学亦即旧学”，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作出的一种价值判断，当然也是早期中西文化冲突中立足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审视。

西学是新的，中学是旧的，在西学东渐之初好像这样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随着西学的引入和逐步向中学的渗透，传统中学在不断被改造和更新的过程中，自身发生了不同于旧学的质变。源于早期传教士西学即新学的认识，就很难涵盖这一历史性的学术文化的变迁。对此，梁启超认为“洋学”（西学）不能等于新学：其一，教授西学的学堂，如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等，“今数十年未尝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间，以效用于天下，所共闻也”。之所以如此，因西学教习不通中学，“其能言中国舆地、史志、教宗、性理者，殆几绝矣”。其二，新学人才应是“通中西古今”者，而绝非仅通西学而已。“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尤其对于政学，“必于中国前古之积弊知其所以然，近今之情势知其所终极”，因而，“故非深于中学者，不能治其业”。梁启超认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更新不能走单纯崇尚西学的道路。(www.daowen.com)

西学是引动中学趋变的重要动因，但它却不可能替代中学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主体。作用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并且成为几代中国进步士人追求的新学，不可能是与中学无涉的西学的简单移植，它只能是在传统中学根系上的新生或者是在其主干上的“嫁接”。康有为致力于汇通中西，立足于西学，又超越具体的西学，创建了“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体系。所以，所谓新学，是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以传统文化体系为知识背景，积极学习和引入西学知识，并且对所谓中学、旧学进行改造而创造的中国的新学问、新的知识系统、新的知识空间。

当时人们称之为“新学”的内容大致包括：（1）有关主张学习西方、介绍世界知识、提倡社会文化变革的认识和书籍。（2）专指当时切于社会实用的算学、经济一类的实学。（3）就制度层面而言，新学具体化为新学堂之学。所以，学堂制度的创立，被看做是近代新学的标志性成果。“新学”一词勃起于甲午战争以后，风行于光绪宣统之际，而近代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大规模的建立，也正在此时。（4）近代“新学”一词还用以指称不同于传统学术文化的一种向新的趋向。新学流风所及，表现在“新诗界”则是“用新名词，新典故”，史学遂有梁启超之“新史学”，舆地学便有西北地志学，考古学则有金石、甲骨之学。

正是在不断引入西学的过程中，中国近代的新学才在不同于传统旧学的意义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然而，新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是重新认识和改造旧学的历史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旧学；同时，也不是以西学取代中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学，是中学与西学相互取舍兼容的一种学术文化类型，而绝不是排除中学的西学类型。近代新学是传统中学的转型，是旧学适应新时代的一个学术文化新生物。诚如王国维所言：“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