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以后，中华文明又一次遇到了强大的冲击和挑战。与之前的情况不同的是，这次冲击来自西方新发展起来的工业文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强烈。这次冲击，不仅仅是要吸收工业文明的先进成果，中华文明面对的任务是对自己的反省和重建，使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文化系统改造成为与工业文明、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文明形态。一句话，就是要实现中华文明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换。

这个过程是艰难曲折的，也是波澜壮阔的。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即通常所说的近代中国阶段，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内容特别丰富，涉及的领域很广泛，在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思想文化到科学技术，从文学艺术到日常生活，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外交，从上层社会到下层民众，几乎都有影响。

这个时期离我们并不遥远，不到二百年。也是由于这个时期离我们比较近的原因，那个时代文化变迁的成果至今还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留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在我们今天社会生活中，还带有19世纪文化变迁的痕迹。我们在研究、论述近代的文化传承的时候，常常带着今天的情感和关怀，常常与我们今天的情况相比较、相映照。因为，今天的传统文化传承就是近代以来文化传承的继续和深化。今天传统文化所面对的所有问题，在近代那个时候都有其开端和萌芽。

近代以来或者说是晚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其性质是东方的农业文明和西方的工业文明的相遇和交流。这就和以前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一样了。

在历史上，主要的交流地区在欧亚大陆，大体上都处在农业文明阶段，而且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发展得相当成熟和繁荣的文明。在汉唐以后，中华文明一直处于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处于世界文明的高峰。这样，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就是一种比较平等的交流和对话，这期间虽然也有战争和征服，也有朝贡制度的国际秩序。但总体上来说，大家都处在农业文明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的引进和交流不会触动、颠覆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彼此之间好理解、好接受。而且在那个时代，中国处于高位文化水平，气象宏大，更能以开放的胸怀兼容先进的、优秀的文明成果。

到了19世纪，西方享有的是18世纪后期工业文明的成果。正如许多历史学家论述过的，工业文明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到了19世纪中期，中西文明正式相遇的时候，工业文明已经转变成直接的技术和物质成果，转变为“坚船利炮”、火车和铁甲舰、大机器生产和多种多样的工业产品。这时候的中华文明还处在农业文明阶段，还不知道突如其来的“坚船利炮”是怎么回事。这样，两种文化的交流就出现了巨大的时代落差，就不再是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强大的西方工业文明面前，东方的农业文明是无力抵抗的。而且，工业文明的强大力量和优越性具有的吸引力和诱惑，涉及民族的危亡，涉及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涉及国家经济的利益，也涉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又迫使人们不得不去面对、去正视。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许多人都认识到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实现民族自强、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于是有了“师夷长技”，有了“采西学”“制洋器”，有了洋务运动，等等。总之，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带有“被迫”的性质，是为工业文明所“迫”，想不去面对都不行。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的开头就说：“中华民族到了19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剥夺过去。到了19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1]

蒋廷黻所论以上几个问题，在当时的人们已经有所认识了。当然这样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最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等人已经注意到西方人的“坚船利炮”的厉害，注意到靠我们的冷兵器是打不过西方人的先进武器的。因此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所说的西方人的“长技”还只是指军事武器方面。但是，这只是极少数人的认识，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沉睡在传统天朝帝国的迷梦之中。

《南京条约》之后，人们认为这只是偶然的失败，《南京条约》是一个“万年条约”，所以都高枕无忧了，该干啥还是干啥。后世的人们都为这20年的蹉跎而扼腕叹息，认为是耽误的20年。如果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就奋起直追，恐怕历史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但是，这都是后见之明。当时的鸦片战争还只局限在沿海地方，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打败仗的先例，而且《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五口通商，也是局限在沿海，没有对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中国人真正从迷梦中惊醒的是20年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人们认识的深化需要外部的刺激，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一次强烈的刺激。人们的认识都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果就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严峻的现实。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亦即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有人说，当时的“洋务”构不成一个“运动”。其实不然，洋务运动确实是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运动”。因为主张洋务的不仅有上层的中央政府，有地方大员，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在研究、论证，洋务运动的成果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所谓“洋务”，其实质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近代机器大工业。这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最开始的办“洋务”，主要是发展现代的军事工业，主要是火器火炮和造船，然后逐步发展到民用工业，包括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冶炼工业，再包括修铁路、架电线电报、发展航运等。无论是哪一个行业，都是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甚至包括“制造机器的机器”，即装备制造业。这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初步建立起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体系和基础。顺便提一句的是，西方的工业革命成果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才开始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的。这就是说，这一时期中国引进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正是在这一时期，实现了西方向东方的第一次技术转移。过去的历史学家们认为甲午战争意味着洋务运动的失败。这种说法其实是偏颇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固然有多种因素，但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即使是在甲午之后，洋务运动所办的那些“洋务”仍然在继续，并有了更大的发展，一些洋务派思想家和官员进一步主张政治上的改革，为戊戌维新变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甚至参加了维新变法运动。在李鸿章之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仍然在继续“洋务派”前辈的事业。

郑观应《盛世危言》封面。

洋务运动，以发展大机器工业为主要内容，但是，它所涉及的领域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建设方面。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文化有了更大的传播。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同文馆等机构，大量地翻译西书，系统地引进西方文化；各种西式学堂陆续创办，开始按照西学的内容培养人才；同时，开始了国家组织的派遣留学生。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如郭嵩焘、郑观应等人，批评洋务运动仅局限在物质文化的层面，认为还应该进一步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和李鸿章不一样。有些问题李鸿章不是没有认识到，而是没有实现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甲午战争之后，变革政治体制的要求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这说明“采西学”已经深入到政治文化的层面。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再过几年，又有了新政改革。

近代以来，人们对于西学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这包括两个方面的深化，一是对学习西学的必要性的深化，认识到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不学习不行，不学习就会有民族危亡的危险；二是对学习内容的深化，认识到西方文化不仅仅是坚船利炮，不仅仅是大机器生产技术，还包括先进的政治制度、先进的文化和哲学思想。因此我们看到，到了甲午之后，“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成为人们的思想基础。(www.daowen.com)

魏源《海国图志》书影。

近代的“师夷长技”“采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是一个影响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是一次巨大的知识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从林则徐、魏源开始，包括李善兰、徐寿、王韬、郭嵩焘、郑观应、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还有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我们都可以看做是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在不同的时期，破除对传统文化的迷信，大力提倡和积极引进西方文化，为近代的西学东渐提供了广泛的和扎实的思想基础。所以，这场规模宏大、影响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巨大的、重要的。他们起到了先觉者、先驱者的作用。

这些历史的先觉者、先驱者，这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启蒙思想家，他们的呼吁得到了上层的呼应和支持，使引进西学进入到具体的实践层面。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中，恭亲王奕䜣是中央层面的组织者和支持者。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奕䜣在20多年中一直处于中央领导层的核心地位，他所领导的总理衙门实际上就是洋务运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即使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也在许多时候是支持采西学、办洋务的。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下，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的首肯，持续几十年的洋务运动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那是不可想象的。在洋务运动第一线的曾国藩、李鸿章以及后期的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也都是手握重权的大臣。因此，对于晚清的引进西方文化，国家的力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传教士在中国办报纸杂志，办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都成为传播西学的重要渠道。没有国家的允许也是不可能的。前面提到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西书，则是以国家力量组织的一种文化事业。实际上，洋务运动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已经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这就把学习引进西方文化合法化、国家化，成为一种按照国家意志来进行的事业。

在既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又有上层的提倡和支持之下，晚清的引进西学就深入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因而也就产生了不同以往外来文化的强大的影响。尽管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对于晚清的历史评价不高，更多地注意晚清政府的腐败、无知和愚昧，但一百多年之后我们再看，那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实际上是相当丰富的，也是很有成效的。而在这之中，国家的意志、国家的力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晚清的中西文化交流、西学东渐，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是成功的，是有成就的。虽然这些成就还是有限的，取得这些成就也很艰难，并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对于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还是应该给予正面的肯定性的评价。看一种文化移植是否成功，主要有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是物质文化的层面。西方的大机器生产已经部分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近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已经在中国初步扎下根来，与此同时，大机器生产的物质产品，无论是进口的还是本国生产的，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根本性的改变。接受了这些改变，就意味着在社会基础的层面上接受了西方文明。同时，在这些基础之上，还会有相应的思想观念上的变化。比如使用了电灯，就会改变人们对于白昼和黑夜的观念；电报、电话的使用，火车的使用，就会改变人们的空间和时间的观念；西医的引进不仅是改变了人们的医疗传统，还改变了人们对于自身身体和生命的认识。

第二个是知识的层面。前面说到的那些呼吁积极引进西学的先觉者、先驱者，他们之所以走在时代的前面，是他们具有了比同时代人更多的知识优势。他们大部分具有与西方文明打交道的经历，甚至还有些人亲自到国外看一看不同的世界。但是，只有少数人具有西方文化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这些知识普及，变成大众的知识。所以，在这一时期，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的书籍，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特别是有许多成系统的科学普及读物，为向大众普及西方科学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报纸杂志也把科学普及作为重要内容。更重要的是新式学堂的建立，包括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和官办的各类学堂，它们都是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安排教育内容，并且使用新式的各类学科的教科书，这就为建立新的知识传输系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近代新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最突出体现知识系统转变的就是清末的学制改革。根据这个改革方案，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是按照西方的新的知识系统进行的，持续上千年的以科举制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体制被打破了，被废弃了。当一种新的文化知识、科学知识进入教育体系，进入各类各级教科书，这种文化移植就可以说是成功了。

到了晚清最后十年，持续几十年引进西学的影响已经很广泛了，从经济到社会，从生产到生活，从学术到教育，从军事到政治，学科建设、文学艺术，无不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过去的学术界对晚清的新政改革评价不高，但正是在那个时候，奠定了中国在20世纪进一步发展的基础。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变革，都是在那个时候起步的。

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既有西方人来主动传播他们的文化，更有中国人主动地去学习和吸取西方文化。官员出国考察，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聘请洋员和洋教习，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空前高涨的学习热情。去学习，去向我们的敌人学习，去向打败我们的人学习。即使是城下之盟，割地赔款，忍受失败者的屈辱，仍然要挺起腰杆，大大方方地表示要向他们学习先进的东西。这是怎样一种胸怀啊！这种胸怀，正是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的具体表现。中国人有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胸怀，有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的能力，也有用这些先进的、优秀的东西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能力。在失败面前，在落后面前，中国人仍然保持着对自己文化精神的自信，对自己文化的能力的自信。这也正表现出中国本身所拥有的文化力量和精神力量。

说到底，近代的西学东渐，就是在西方文化大规模传播和冲击下，如何实现两种文化的融合的问题。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和以往不同的是，以前的外来文化，都是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丰富和补充，成为中华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国本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颠覆性的影响。这样，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还要对本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改造。

所以，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流，对于中国本土文化来说，也就是一个文化重建的问题。在这个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西学和中学、新学和旧学，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都有其地位、有其作用，也就会在这个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实现高水平的融合。中华文化因此也就获得了世界性的意义，成为一种世界文化。

文化的重建过程是漫长的。我们今天也还在继续着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