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讨论的是外来文化特别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这是当时文化态势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南下的北方民族，一旦进入中原地带，进入到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就被博大、繁荣的中华文明所包围、所征服、所同化。他们都经历了一个汉化的过程，因而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他们的文化也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进入中原的“五胡”在丰富浩繁的汉文化的诱惑中折服，以至于唯汉风是效。这一时期的各民族上层以精通汉文化自诩。建立汉国的匈奴人刘渊就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在这些国家中，以前秦（氐族）和后秦（羌族）的文化最为兴盛，其次则是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及后燕。此外，汉族人张轨、李皓所建立的前凉和西凉，更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史称“河西文化”。

各国的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也发展教育。他们在各自的国内，援引汉族名儒，设立学校，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没有因民族斗争而覆没。这是在这个遭受外来文化强烈冲击的时期中华文化传承没有中断的重要原因。前赵、后赵皆设立太学，重视人才的培养。前秦苻坚亲临太学，检查诸生的学习成绩。前赵刘曜设置太学、小学，选拔人才。前燕慕容皝设置官学，并著教材《太上章》和《典诫》。后秦、南凉设置律学，召集地方散吏入学。各族政权的学校教育都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特别是延续汉朝时的经学教育为重点。这对促使北方各族接受汉文化，对于民族融合，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都具有积极意义。

北魏统一北方后，结束了“五胡乱华”的乱局，北方地区出现了比较安定的局面。发生在5世纪后期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北魏社会政治盛衰的一大关键，也是中华文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魏孝文帝的改革是五胡十六国以来最彻底的一次汉化运动，从政治、经济、制度到礼乐文化等方方面面，全面推行汉制，从而对北魏立国以来从游牧向农耕社会转型的成就进行全面的总结，力图使北魏在文化上获得质的飞跃提升，浑一胡汉，长治久安。”^[14]

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胡族政权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被中原文明所同化。在北魏时期的全面汉化改革中，儒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加速了胡汉差别的消失，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也使中原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15]

魏晋以后的“五胡乱华”，实际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很大的。但是，在这样的冲击面前，中华传统文化没有中绝，没有坍塌，反而浴火重生，广泛地吸收融合了边疆游牧民族的文化因素，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和新的发展。这些胡族的统治者倾心汉族文化，热心推广汉族文化，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到了北魏时期，孝文帝的全面汉化的改革，全面推行汉文化，不仅加速了鲜卑族的农业化和封建化进程，加速了鲜卑民族的文化进步，而且也使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得以延续，并且在新的基础上获得发展。可以说，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一次重要的中华传统文化振兴运动。

在近4个世纪中，北方周边民族如汹涌的潮水奔向中原。从经济制度上，他们接受了封建的生产方式，并推陈出新，制定出均田制。从政治制度上，北朝的门下省制是我国古代三省制度的重要来源之一。其府兵制兼采汉文化和鲜卑文化而形成。尤其是经历汉文化教育之后，各民族产生了属于自己的文人和学者。北朝末年，在鲜卑步六孤氏（汉姓陆）中产生了我国一个著名的声韵学家陆法言，著有《切韵》。元魏宗室元勰十步成诗，形神兼备。到隋唐时期，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家更是不胜枚举。

古往今来，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最终都揭示出这样一条定律，那就是征服者最终都要受制于被征服地区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环境。马克思曾指出，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恩格斯在谈到民族征服的时候也指出：“每一次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但是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16]

恩格斯概括的这一历史现象，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面貌，这也是经历了数百年的战乱流离、分裂割据，中华文明没有中绝，而得以持续传承的主要原因。

这个游牧民族文化被中华文明所征服的故事，到了13世纪蒙古人建立元朝时又再一次重复。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汉族文化。忽必烈在做藩王时就热心学习汉文化。他登基后，自命为中原正统帝系的继承者，将中原地区作为他的立国基础。他采用了汉人的建议，改国号为“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这些都意味着蒙古政权文化性质的某种转变。蒙古国从此由一个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变为中华帝国正统王朝的一个朝代。忽必烈采用许衡等儒士“必行汉法乃可长久”的建议，变易旧制，以适应中原地区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

在元代，汉人儒士被任用，儒学得到重视。在忽必烈之后，又有仁宗、文宗等力倡学习儒学，倚重汉人文臣，实施汉法。仁宗通过对孔孟的崇奉，表明以儒家的纲常之道作为统治思想。在文宗统治时期，汉文化得到多方面的提倡。天历二年（1329）二月，文宗在大都建立奎章阁学士院，聚集人才，儒学在蒙古、色目人中进一步发扬。同年九月，又命翰林国史院与奎章阁学士院编纂《经世大典》。《经世大典》保存了大量的元代典制记录，成为明初纂修《元史》的依据。这是文宗行“汉法”崇文治的一个标志。文宗在信用文臣的同时，又极力表示尊孔崇儒，以争取汉人文士的拥戴。

清朝也是由边疆的满族建立的政权。但是，与历史上其他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不同，在此之前满族已经有了一个很长的接受汉文化的过程。满族在盛京（沈阳）建政后，皇太极营建皇宫和盛京城，使当时的沈阳具备了帝都气象。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内部的政权建设，建立稳固的统治基础。其中，他在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皇太极的文教政策，概括地说，就是，一方面固守和发展完善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以更大的力度吸收汉文化，推行汉化改革方针，大力发展文教事业。皇太极不仅积极地吸收汉文化，而且成为他的一项重要国策。这一选择甚至成为大清王朝200多年的立国基础。作家祝勇说：“大清王朝对于汉文化的吸纳是全方位的，是在制度层面上进行的，而不只是皇帝的个人爱好。因为他们认识到，强大的政治力量，蕴含于文化之中，而武力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江山永固的关键，首先在于‘文治’，而不是‘武功’。文化的力量，甚至比执行和亲政策的汉唐时代所信奉的血缘的力量更加强大。”^[17]

所以，皇太极在多方面学习和吸收汉文化，把汉文化的内容贯彻到军政、经济、文化建设方面。

在政治方面，皇太极以“仿效明制”和文武并重的原则，对后金带有明显氏族痕迹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后金政治制度更加适应封建化发展的需要。天聪三年（1629）设“文馆”，是皇太极建立的第一个文官机构。文馆不仅翻译汉文化典籍，更主要的是随着一些汉人的相继入值，在文馆中汇集起一批有着深厚儒家文化素养的汉人文武官员，如清朝开国时期的名臣范文程、宁完我、马国柱、鲍承先、高鸿中、王文奎、李栖凤等，都是最先奉命入值文馆的汉人。虽然这时入值文馆者尚用武将官名，但已是文官制度建立的雏形。其中尤以被誉为“汉官第一”的宁完我建言最多，他的“参汉酌金”条奏，成为皇太极时期后金国家制度建设的指导性原则。

皇太极时期的文化政策，已经大体上完成了满族“汉化”的改造，同时也为入主中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所以，在清代，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冲突并没有像先前出现的那样激烈，并没有因为清朝是边疆民族建立的政权而对中华文明造成大的冲击和破坏。有清一代，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持续的传承，并且发展到新的高峰。

【注释】

[1]“行国”是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出的概念，与城郭之国即邦或城邦相对。(www.daowen.com)

[2]［日］江上波夫：《新石器时代的东南蒙古》，［日］樋口隆康主编：《日本考古学研究者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香港东方书店1990年版，第3—35页。

[3]佟柱臣：《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游牧经济起源及其物质文化比较》，《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

[4]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中西文明的对照》，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5]张波、樊志民主编：《中国农业通史》战国秦汉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页。

[6]马利清：《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7]林干：《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8]林干：《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20页。

[9]许倬云：《说中国—— 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81页。

[10]许倬云：《说中国—— 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

[11]龚书锋总主编，韩昇主编：《中国文化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9页。

[12]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4页。

[13]樊树志：《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2页。

[14]龚书铎总主编，韩昇主编：《中国文化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88—89页。

[15]樊树志：《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2页。

[17]祝勇：《辽宁大历史：中华文明的抽样观察》，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