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发展历史进程中，也有过许多波折，有过激烈的文化冲突和抗拒。特别是几次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受到破坏、受到阻滞；但是，中华传统文化没有被外来文化击垮，而是通过自身的重整，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历史上中华文明受到三次大冲击，第一次大的冲击发生在魏晋之后的十六国时期，即历史上所谓的“五胡乱华”；第二次是13世纪蒙古人对金、宋的征服和元朝的建立；第三次是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这些文化冲突都给中华传统文化造成相当严重的影响。但是，在异质文化的冲击面前，中华传统文化并没有被冲垮，而是以顽强的生命力，通过自身的修复能力和重整反应，又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异质文化的冲击面前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在这里，我们仅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冲突来讨论。

汉魏之际，在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主要有匈奴、羯、鲜卑、氐、羌5支，史称“五胡”。他们从东汉开始不断内附。到西晋，胡人已经遍布北方各地，关中地区尤其众多。晋朝人江统在其《徙戎论》中惊呼：“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很多地方超过了当地汉人人口。

西晋末年，发生“八王之乱”，内迁各族的上层利用西晋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其部族武装作基础，相继起兵反晋，建立割据政权，出现了史称“五胡乱华”的大乱局。

所谓“五胡乱华”的时间一般从西晋灭亡开始算起，一直延续到北魏的建立。百余年间，北方各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家，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是“五胡十六国”，实际上共有20国。这些政权的建立，又促进了更多的北方民族成员陆续南迁，进入中原地区。据估计，在东晋永和五年（349），迁居中原的胡人高达五六百万之多，数量上是相当惊人的。《晋书》说：“方今四海有倒悬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复仇之憾！”

大批北方民族的内迁，改变了当时的人口结构和文化版图，把北方民族的民族基因和文化带到了中原。许倬云指出：“从东汉末年开始到隋唐统一的400年间，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吸收了数百万外来的基因，在北方草原西部的匈奴和草原东部的鲜卑，加上西北的氐、羌和来自西域的羯人，将亚洲北支的人口融入中国的庞大基因库中。而在南方，百越和其他原住民（例如蛮、苗），以及西南部的藏缅语系与南亚语系的原住民，都被从中原扩散的大批汉人同化为南方的中国人。”“这400年的过程，是东亚地区人种大融合的时代。”^[10](www.daowen.com)

托灯胡人俑，广州汉墓出土。

游牧世界居民在四五世纪大规模向农耕世界迁徙，是在亚欧大陆普遍发生的现象，是两个世界长期交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进入南方的农耕世界，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性后果。胡与汉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冲突、文化碰撞，首先就突出表现在胡和汉两种文化的碰撞。草原民族的统治，改变了中原文化的形态，给中华文化以强烈的冲击和刺激，使中华文化中加入了许多游牧文化的因素，在社会风俗方面也出现了“胡化”的现象。这一时期“社会风俗大变化，呈现出与两汉时期不同的形态，其最大的特点，在于胡汉的融合”^[11]。

这样，中原的农耕文化以强大的吸收能力，把北方的游牧文化吸收到中华文明的大系统中，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同时，游牧文化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增加了新的血液和刺激因素，使中华文明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冲击，经过自觉的重整反应，到隋唐时期又在新的基础上出现了大发展大繁荣。隋唐时期的文化繁荣，其前提就是这个时期文化动荡和融合的结果。陈寅恪论及胡文化南传的历史意义时也指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12]

另一方面，在游牧民族统治下的汉族知识分子，为保存和传承中华文化作出了持续的努力和重大贡献。历史学家何慈全说：西晋末年，随着士族上层的渡江，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也被带过江去，原先影响甚微的经学士族留在北方，他们保持着汉朝讲经学重礼仪的旧传统。而游牧民族政权武力占据北方，要立国中原，必须熟悉儒学传统，崇尚中原文化，以汉法治汉人。游牧民族君主与汉人士族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儒学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同化作用。^[13]何慈全所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当时留在北方的士族成为汉文化的“保护者和传承人”。

自十六国以至北朝各代，汉族才智之士多受到重用。北魏拓跋鲜卑自开国之初即重用清河崔氏，大约亦采用九品中正制，至拓跋焘时期已出现了“中正官”的记载。这些都助长北方世族的发展。汉族才智之士参加有关地区的政治活动，有时还取得重要地位。这对于民族杂居地区的汉化，也是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