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长期活动在我国北方草原。商周时期称他们为鬼方，周代又称之为混夷、獯鬻、猃狁，春秋时称为戎、狄，战国、秦、汉以来称之为胡或匈奴。秦汉以后，“匈奴”这个名称就固定下来了。

匈奴是一个大族，根据一些文献资料推算，汉初匈奴盛时人口约有200万，以后由于内争和分裂，有所减少，但也不少于150万。匈奴各王驻牧地，东起大兴安岭的乌桓、鲜卑西部边界，西至阿尔泰山脉，绵亘数千公里，遍布大漠南北。到战国末年（公元前3世纪末），分散的匈奴部落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下属24“国”即部落，其首领称“王”，部落联盟的头目是头曼，号称“单于”，意即大王或皇帝。头曼约与秦始皇在位时间差不多。

在此时期，匈奴社会开始发生急剧变化。自战国以来，不少中原人进入匈奴地区，秦时更多。这些迁入的汉人在匈奴地区垦荒耕种，仍以农为主业。秦汉时期为了加强北部的防务，又对占领的匈奴旧地进行以农业为主体的开发经营，并大规模移民。据史料记载，终秦不过10年，就向西北边地进行了三批移民，很快使这一农牧交错地带成为新的农业区，富庶几与关中相媲美，号称“新秦中”。游牧民被排挤或融合，农耕文化在这里发展起来，但仍然保留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司马迁说“龙门（今陕西韩城）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又说凉州（今甘肃）“畜牧为天下饶”，就是指西汉疆域内这个半农半牧区。

西汉时的移民规模更大，在移民地区开辟了大量的良田。“这些新农区不仅成为传播农业科技文化的中介，而且亦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农业文化的策源基地。”^[5]汉武帝在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等地大规模移民实边和屯田，同时大兴水利，推广耦犁、代田法等先进工具与技术，使该地区成为全国农牧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尤其是河西农区的建立像插进牧区中的一根楔子，把游牧的匈奴人和羌人隔开，同时把中原农区与南疆分散农区联结起来。

汉代的屯田还深入到西域和羌人活动的青海河湟地区。在东北地区，燕国和秦汉相继用兵东北，占领辽河东西等地区，通过置郡屯戍，大批汉人进入东北，铁器牛耕等随之传入，开创了东北农业的新局面。辽东、辽西从此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向东北扩展的桥头堡。除了屯戍以外，流移或被俘进入牧区的汉族人民对农耕文化在当地的传播也起了很大作用。

这样，随着中原汉人进入到匈奴地区，与匈奴人直接的接触和交往，使得中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大量和持续地传入匈奴。考古材料证明，战国时期匈奴手工业已有相当发展，能制造各种铜器和铜武器，如铜镞、铜戈、铜剑、铜斧、铜盔等，此外还能制造陶器，加工毛皮和乳制品等。公元前3世纪前后，匈奴开始进入铁器时代，出现铁制工具和铁制武器，铁刀的生产已相当普遍。铁器的推广使用，使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匈奴社会开始脱离原始氏族制度。

公元前209年，头曼单于的儿子冒顿刺杀头曼，夺取单于位，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并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积极扩张，建立起庞大的部落国家。有学者指出：“匈奴人创造了最初的游牧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模式，他们影响和决定了中亚地区许多民族的命运，与中原王朝、西域各族及北方诸古老部族发生过频繁密切的接触，在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6]

匈奴人经常与周围的部落和中原王朝进行战争，长期是中原王朝的主要边患。《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战国时期，匈奴屡为北方边患，燕、赵、秦三国不得不在北方分别修筑长城，以御匈奴骑兵。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三国长城连接起来，重新修缮，并向东西扩展，筑成“万里长城”。这条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黄河北走至河套，傍阴山东去，直至辽东的防御体系，是抵挡游牧世界骑兵的重要屏障。

宋陈居中《文姬归汉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www.daowen.com)

秦末动乱，匈奴乘机渡过黄河，进入河套以南地区。匈奴冒顿单于利用楚汉相争之机，竭力向外扩张，成为亚欧大陆游牧世界东部的强大政治势力，并不断侵扰中原王朝边境，对新建西汉政权构成重大威胁。汉初与匈奴交兵，屡战失利。此后六七十年间，汉对匈奴一直执行和亲政策，但匈奴并未因此停止对中原北部地区的骚扰。

直到汉武帝时，改变了对匈奴的忍让政策，实行抵抗反击。同时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大宛、乌孙等，夹击匈奴，以断其右臂。匈奴在强大汉军的打击下屡屡败北，受其奴役的少数民族遂乘机摆脱控制。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又不断加剧，五单于争位，内讧不已。至公元前51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迁居塞内，分布于晋陕北部和内蒙古西部地区，与汉人杂处，逐渐转向农耕，实行定居，并逐渐与汉族和其他民族融合。北匈奴留漠北，原归附的鲜卑、丁零等族乘机反抗，又遭南匈奴多次攻击，其势大为削弱。北匈奴郅支单于不敢南下侵略，遂改向北边、西边进攻，北并丁零（贝加尔湖一带），西破坚昆（今吉尔吉斯）、乌揭（坚昆东边的游牧部落），称霸于中亚，建都赖水（怛逻斯水）。这是匈奴的第一次西迁。至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都护陈汤擒杀郅支单于，臣服于汉的呼韩邪单于统一匈奴。

尽管匈奴与中原王朝时战时和，但贸易关系一直没有中断。匈奴十分重视与汉族人的互通“关市”，以交换汉族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汉朝与匈奴之间大规模的贡物馈遗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汉初武帝前，每年都要付给匈奴大量的金银、粮食和丝织品；东汉时南匈奴内附后，朝廷为了安抚其部众，除了每年赠给匈奴贵族大批彩、缯、食物外，还在灾荒之际给予大量接济。如光武之时赠给南匈奴衣裳、冠带、车马、用具、乐器、锦绣等物。而匈奴也往往贡奉牲畜等。

在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地区，迄今发现汉朝文物的遗址和墓地已有20多处，分布在西起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地区鄂毕河流域，北至贝加尔湖沿岸，东到蒙古国肯特省东北部鄂嫩河上游的广阔地域。蒙古考古学者发掘漠北匈奴人的墓葬，出土了大量来自汉朝的器物，有铁器、铜器、陶器、木器、漆器、石器、五铢钱、板瓦、筒瓦、瓦当、马具、黄金、服饰和丝织品，反映了匈奴人与汉朝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和匈奴人所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

公元前3世纪左右，匈奴人已经开始使用铁器。从匈奴许多刀剑的形制酷似汉式的情形看来，匈奴人的铁器文化不仅受到汉族文化的很大影响，而且可以推测当时的铁匠大多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匠人。在匈奴活动的广大地区不仅发现了大量秦汉时期的丝织品，而且还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的东汉墓壁画中发现了采桑图的内容，可以证明此时的蚕桑生产技术已经传播到此地，并已被匈奴人所掌握。其他诸如铸铜业、金银铸造业、制陶业等领域也或多或少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此外，匈奴的农业生产也深受汉人传统农业科技文化的影响，或者可以说其“农业技术都是从汉人那里传入的，而且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也大多是汉人”^[7]。

匈奴与汉朝连年战争，双方俘虏都很多。匈奴每次南下劫掠，除抢掠大批财物外，还掳掠大量人口，据载，仅从公元前177年到公元前78年，匈奴从中原边境所掳人口最少在10万人以上。^[8]这些人成为匈奴的奴隶，专门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汉书·匈奴传》记载，卫律要筑城防汉，“与秦人守之”。颜师古注说：“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但是卫律所指的秦人除了这些“子孙”外，可能有一部分是汉时入匈奴者，而其中有些是被俘者，故秦人亦即汉人。卫律不仅用这些人守城，而且建筑城郭也要用这些汉人。卫律于昭帝始元三四年（前84—前83）为匈奴凿井筑城，制楼藏谷，使匈奴人学会了汉人的穿井筑城及储藏粮食等生产技术。《汉书·陈汤传》说，郅支单于逃到康居后，“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这就是后人所称的郅支城。郅支城有两重，内为土城，外为木城。有城楼，完全是受到汉人的影响。

在与匈奴的长期交往中，汉代文化也受到匈奴草原文化的影响。许倬云说：“匈奴和汉廷之间或战或和，在彼此学习的过程中，中国吸取了许多草原作战的技术，以此来对抗匈奴，甚至用于长程征伐。”许倬云还指出：“中国、西域和匈奴之间失落的军队、掠夺的战俘、移动的人口，也使三个地区的人群都增加了前所未见的基因，不仅北方胡人（匈奴、东胡、丁零、羯……），连居住在西域的塞人，也有与中国内地人种混合的记录。凡此，都是从对外战争过程发展出来的一些新的条件，它们改变了中国的文化面貌，也为中国民族增加了新血液。”^[9]

南朝萧绎《职贡图》（宋摹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