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欧亚大陆极辽阔的大旷原上，生活着许多游牧部族。这些游牧部族“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经常迁徙，在中国古典史学上叫“行国”^[1]。在新石器时代欧亚大陆各地的农牧业出现后，逐渐向其他地区扩散，最后传播到草原地带，形成了一种混合经济。例如，在欧亚大陆草原西端的南俄草原，新石器时代早期虽然出现了农牧业，但主要以采集与狩猎为主。新石器时代中期则是农业、牧业、渔猎和采集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后来，由于不断干燥的气候渐难适合农业经济，导致农业村落数量减少，规模缩小，而游牧经济却日益重要起来。到了距今4500年至4000年，游牧经济在草原地带获得了主导地位。在蒙古，游牧文化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代后半期至公元前2000年代前半期。^[2]近来有学者在探索我国北方游牧经济的起源问题时，也认为北方游牧业是从中原的家畜饲养发展而来的，至青铜时代才形成完整独立的游牧经济形态。^[3]

这样，从公元前3000年代后半期开始，游牧经济逐渐成为草原通道所特有的一种经济形态。在这条游牧经济带的北面是狩猎经济，南面则是农业经济。众多的游牧部族在草原通道上纵横驰骋，由于它们的流动性很大，所以自然而然地接触到各地的不同文化，并将这些文化传播开来。于是，东西方文化就在草原通道中汇聚。

欧亚草原地带是非定居（游牧或半游牧）的畜牧文化的领域。许倬云指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接触，有很长一段时期是间接的，经过这中间的亚洲内陆，有时隔绝，有时畅通。”^[4]

由于游牧社会“逐水草而居”的习性或其他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一批又一批游牧民族和部落在草原上迁徙，不断接触并沟通了其他地区的民族乃至农业社会。这些游牧部族居中西两大古典文明中间，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中介作用。正是在这些游牧民族的努力下，使草原丝绸之路最早出现在欧亚大陆上，成为促进人类文明的聚合和发展的大通道。

汉纺织图画像石，南京博物院藏。

中原汉文化在历史上一直与北方草原民族保持着频繁的接触。这种接触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形成并立的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我国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大体以秦长城为分界。长城分布在今日地理区划的复种区北界附近，它表明我国古代两大经济区是以自然条件的差异为基础，并形成明显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在中华文明大系统中，包括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两大部分。农耕文明是主体部分，游牧文明是补充的部分。两大部分又有着长期的交涉、交流乃至碰撞和融合。这是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中国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就以面向北方游牧民族为对外交涉的重点，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也主要是针对北方的游牧民族。朱熹曾称赞管仲尊王攘夷的功绩：“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在尊王攘夷运动中，齐、晋、秦等国向北和西北方面的进攻，阻止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驱赶原先分布在中国北方和渭水以西的草原民族戎人和部分大夏人向西迁徙，使他们迁居到伊犁河流域与楚河流域。

北方民族与内地的交涉冲突，实际上就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冲撞、对抗与冲突。而在这样的冲撞和对抗中，也有相互的对话与交流。一方面，游牧文化不断吸收中原的农耕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游牧文化也不断给农耕文化以新鲜的刺激和激励，同时欧亚大草原成为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

我国历史上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虽然在地区上分立对峙，在经济上却是相互依存的。偏重于种植业的农区需要从牧区取得牲畜和畜产品，作为其经济的补充。牧区的游牧民族种植业基础薄弱，靠天养畜，牧业的丰歉受自然条件变化影响极大，其富余的畜产品固然需要向农区输出，其不足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更需要从农区输入，遇到自然灾害时尤其如此。在通常的情况下，两大经济区通过官方的和民间的、合法的和非法的互市和贡赐进行经济联系。从匈奴人到蒙古人，无不热衷于与汉区做生意。但和平的贸易并不是总能够维持的。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形成的对农区经济的依赖，有时以对外掠夺的方式表现出来，对定居农业生活构成威胁。上述情况都可能导致战争。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加速了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为正常的经济交往开辟道路。因而战争又成为两大农业文化区经济交往的特殊方式。(www.daowen.com)

农牧区的这种关系，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发展影响极大。我国游牧民族尽管有时把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遥远的西方，但它的活动中心和统治重心始终放在靠近农耕民族统治区的北境。

在我国古代农业中，农区和农耕文化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农耕文化对牧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游牧文化对农区同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原产北方草原的驴、骡、骆驼等，汉初还被视为“奇畜”，汉魏以后已成为华北农区的重要役畜了。农区畜种的改良，往往得力于牧区牲畜品种的引入。甘青马、西域马、蒙古马、东北马等，都对中原马种改良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原羊种原属羌羊系统，随着中原和北方游牧民族交往的增多，华北地区成为蒙古羊的重要扩散地，中原羊种因而得到了改良，而与原来羊种迥异。太湖流域的湖羊，也是在蒙古羊基础上育成的。唐宋在陕西育成的同羊，则兼有羌羊、蒙古羊和西域大尾羊的血统。

牧区的畜牧技术对农区也有影响。这些技术往往是通过内迁、被俘、被掠为奴等途径进入中原地区的。我国古代华北地区农业科技的经典《齐民要术》记述马、牛、羊等牲畜牧养、保健和畜产品加工技术颇详，这与当时大量游牧民进入中原有关，这些记载包含了牧区人民的珍贵经验。中原从游牧民地区引进的作物也为数不少，除人们熟知的张骞时代引进的葡萄、苜蓿等外，仅就《齐民要术》看，就有不少来自胡地、冠以“胡”名的作物和品种，如胡谷、胡秫、胡豆、胡麻、胡桃、胡瓜、胡葵、胡葱、胡蒜、胡荽、胡栗、胡椒等。

秦汉时期农业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已有明显的分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根据经济与文化发展性质及自然资源景观，以碣石—龙门一线，基本划分出了当时中原农业文化区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区。

战国以来，我国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界限，与自然区、经济区界限非常契合。秦、燕、赵长城正是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区的分界。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3世纪初，亚洲东部大部地区都属中国的秦及两汉王朝的版图。中国的中、南部为汉族和其他农业民族所聚居，北部草原、沙漠地带则是各游牧民族生息活动之地。这是匈奴称雄北方游牧世界的时期，大漠南北蒙古草原都受其控制。在匈奴东方是东胡。东胡原驻牧于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汉初，东胡王利用匈奴宫廷内争，乘机占领匈奴东部土地。公元前206年，冒顿单于举兵反击，造成东胡族向北方的大移徙。其中一支退居大兴安岭的乌桓山，故称乌桓。东胡的另一支退居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山，故称鲜卑。北走的鲜卑，初因乌桓阻隔，未及通汉，后来势强，匈奴西徙，其尽占匈奴之地。

匈奴的西方是月氏和乌孙。月氏人和乌孙人居于“敦煌、祁连间”，大体上分布于肃州（酒泉）以西至敦煌之间的为乌孙人，肃州以东至张掖之间的为月氏人。在月氏人的南方为另一游牧民族羌人，在乌孙的西北为塞人。

在匈奴北方为丁令和坚昆。丁令又作“丁零”或“丁灵”，春秋战国时分布在贝加尔湖地区，西至阿尔泰山以北。公元前后，东部丁令曾游牧于贝加尔湖以南，西部丁令则游牧于额尔齐斯河至巴尔喀什湖之间地区，均属匈奴统治。后来联合乌桓、鲜卑等族夹击匈奴，迫使北匈奴西徙。坚昆，又作隔昆、结骨或居勿，属突厥部落之一。西汉初受匈奴统治。公元前1世纪70年代，乘匈奴势衰，脱离其控制，移居叶尼塞河上游。匈奴西迁后，势力渐强，至3—4世纪又处于突厥汗国的统治下，唐时称黠戛斯。

在这些草原游牧民族中，匈奴势力最强大。秦汉对北方的交涉，主要是面对匈奴人。而欧亚草原上民族的大迁徙，在这一时期也都直接或间接与匈奴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