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勃兴和玄学的活跃，以及儒学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是当时佛教在中国所面对的思想文化环境。对于中国人来说，佛教是一种外来的、新鲜的、与中国思想迥异的文化形态。

当外来佛教的思潮和典籍大规模涌进中国时，就面临着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发生全面的接触，与当时同样活跃的玄学、道教以及儒学的碰面、交流、对话与交锋。其中有激烈的论战，也有相互的融合；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相互的补充。

在汉代，初传的佛教主要依附黄老道术而在社会上流传，并通过汉译佛经而表现出了道化和儒化的倾向。儒家则从佛教出家修行有违孝道等方面对之加以排斥，而正处于初创阶段的道教却往往借助佛教这一比较成熟的宗教来发展自己。佛教对儒学基本上以妥协调和为主，有时甚至采取积极迎合的态度。对道教，佛教则把道教与道家作了区分，引老子与老子之道来为自己辩护，同时既借助神仙方术来传播佛教，又对道教推崇的辟谷长生等进行了抨击。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的反佛，主要还是从社会经济、王道政治和伦理纲常等方面来排斥佛教，也开始出现从哲学理论的层面来对佛教加以批判。历史学家范文澜概括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复杂局面时说：“儒家佛教道教的关系，大体上，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教和道教互相排斥，不相调和（道教徒也有主张调和的）；儒家对道教不排斥也不调和，道教对儒家有调和无排斥。”^[34]

葛兆光把佛教传入中国后引起的冲突归纳为3个问题，即在古代中国文明的特殊环境中，“宗教团体是否能够与世俗国家礼仪共处并拥有独立存在的可能？宗教信仰是否可以优先于社会的伦理信条和道德规范拥有绝对的地位？宗教理想是否可以消泯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而拥有普遍的意义？”^[35]

但是，在笔者看来，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视角来说，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纠缠着中国文化史的“夷夏之争”，即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应对和抗拒，以及欲迎还拒的纠结心态。一方面，出于文化本位的立场，对外来文化首先是提防、反感、排斥和抗拒，以维护本位文化的地位和尊严；另一方面，对于外来文化所带来的新鲜的、陌生的东西，又想去接触、去了解、去接受，以促进本位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这两种倾向的纠结，实际上是一切人类文化系统内在的文化矛盾，这种文化矛盾反映了文化系统内部的守成与发展两种力量的张力，也是人类文化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当时思想文化界这样复杂的关系中，佛教在与儒、道、玄的斗争与调和、交涉与融合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通过依附玄学而“因风易行”，迅速传播。由于玄学本质上是儒和道的融合，因而玄佛合流实际上也就表现出了三教融合的重要意义。由沙门敬不敬王者引发的佛法与名教之辨和由老子化胡说引发的佛道之争等，反映了这个时期儒佛道三教在并存共进中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往往也从反面促进了三教各自的发展。随着三教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佛道二教的成熟，南北朝时期三教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展开，它们共同汇成一股强大的思想洪流，推动着中华文化的发展。

在这个思想洪流中，佛教也直面中国的文化思想环境，在这种博弈中促进了自己的传播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道教、与儒家经学和玄学之间互相的交锋、论争和相互的影响与激荡，冲突融合，互渗互补，成为当时中国思想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到了唐代，学术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三教并行，儒家经学、道教和佛教，相互争论又相互融合，构成了中国思想学术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中国思想学术和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的走向。

唐朝建立之初，由于李氏王朝推崇老子，出现了佛道之争。李氏王朝把道教排在佛教之前。但是不论唐王朝对佛道二教在地位上有什么抑扬变化，但以儒学为本的方针，始终不变。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确立儒学正统地位的同时而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在三教中他们其实都是更看重以儒学来维系现实的宗法制度。唐朝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宗教神学必须严格服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唐太宗即位以后，大力提高儒家社会地位，使儒家思想在三教对峙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在唐代的士大夫中虽然不乏崇奉佛道者，如白居易受佛教影响极深，但他在《议释教》一文中指出，儒释道三教鼎立，但治理天下要一元化，佛教有些内容虽可以“诱掖人心，辅助王化”，但决不可以以佛代儒，舍本逐末，因为那些东西儒家本有，所谓“王教备焉，何必使人去此取彼”。所以有唐以来，无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士大夫知识阶层，虽然崇奉佛道者大有人在，但他们思想的主导成分仍是儒家。

总体上说，自从儒家学者王通主张儒佛道相调和以后，隋唐时期的帝王虽然出于个人的好恶而会表现出对儒释道三教的不同态度，但基于现实的考虑，他们基本上都采取了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但是王通所谓三教调和，并不是在理论上互相融通，而是在推行上兼顾并重，同时共存。所以在初唐、盛唐时期三教各有所发展。在政治制度和经济措施方面主要是利用儒术，在思想和风俗方面主要是利用佛道二教。中国的思想学术发展出现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儒学、经学、佛学和道学都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三教鼎立的局面也是中国学术思想史发展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是汉魏以来儒佛道三教关系历史演变的延续，是三教各自的发展与三教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汉魏以来，佛教与儒学、道教就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与思想交锋。但是，汉魏以来三教之间的长期冲突与融合使各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消灭他方的不可能以及借鉴吸取他方的长处来发展自身的重要性，因而到了隋唐时期，三教虽然矛盾依然不断，三教优劣高下的争论有时还相当激烈，但从总体上看，三教基于各自的立场而在理论上相互融摄成为这个时期三教关系的最重要特点。

隋唐思想学术的发展，在三教鼎立的三教关系新局面下展开。这种新局面，不仅推动了隋唐思想学术的发展，而且也对唐宋以后的中国思想学术产生重要影响。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理论上的融合，虽然主要还是各家立足于本教而融摄其他两教以丰富发展自己，但它却为唐宋以后三教思想理论上的进一步融合奠定了基础。唐宋之际，三教鼎立的局面逐渐让位于三教合一，至宋代，随着新儒学的出现和被定于一尊，儒释道三教终于形成了绵延千年之久的以儒家为本位的三教合一思潮。宋代以后，以心性论为主要哲学基础的三教合一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儒释道三教经过长期的冲突与交融，终于找到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最佳组合形式。

【注释】

[1]樊树志：《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页。

[2]樊树志：《国史大纲》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3]张立文主编，陆玉林著：《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5、58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0页。

[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6]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0页。

[7]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页。

[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9]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10]吕文郁：《春秋战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45—46页。

[11]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页。(www.daowen.com)

[12]张立文主编，陆玉林著：《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2页。

[13]张立文主编，陆玉林著：《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页。

[14]李学勤、郭志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2页。

[15]吕文郁：《春秋战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195页。

[16]龚书铎总主编，廖名春主编：《中国文化发展史》先秦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07页。

[17]张岱年：《齐学的历史价值》，《文史知识》1989年第3期。

[1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7—198页。

[19]闻一多：《古典新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页。

[20]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21]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22]许倬云：《历史大脉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23]引自［澳大利亚］巴沙姆主编，闵光沛等译，徐厚善校：《印度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69页。

[2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8—149、206页。

[25]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页。

[26]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页。

[27]罗竹风：《宗教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页。

[28]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457页。

[29]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4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05页。

[30]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4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05、1712页。

[31]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4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15页。

[3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1页。

[33]［美］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著，黎鸣等译：《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

[3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9页。

[35]葛兆光：《7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