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以佛教文化的规模最大、影响最大。以外来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冲击而论，也是以佛教文化的规模最大、影响最大。

佛教是产生于古印度的一种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佛教是最早传入我国的。从东汉初期开始，在长达1000年多的历程中，佛教文化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传播，并且广泛地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以及政治、经济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佛教文化与我国传统的儒学与道教等彼此融合，互为消长，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改变了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特性。可以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化，中国文化对佛教的接受与融合，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范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所及，不仅是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东亚社会，都是巨大的、前所未有的。

玄奘三藏像（局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是怎样适应中华文化的，是怎样融合到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并且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而对于佛教这样大规模的外来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如何经受冲击和考验，继续沿着自己的文化轨迹传承和发展的。

可以说，在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结构中，佛教文化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季羡林曾经指出：“佛教传入中国，是东方文化史上，甚至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无论怎样评价，也是不会过高的。佛教不但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且由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也影响了那里的文化发展以及社会风俗习惯。佛教至今还是东方千百万人所崇信的宗教。如果没有佛教的输入，东方以及东南亚、东亚国家今天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简直无法想象。”^[21]

季羡林的这段论述很重要。不仅是季羡林，还有许多其他学者都论述过佛教东传的重大意义。

一般认为，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大约是在东汉时期，而真正开始大规模传播，则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文化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突破”，实现了全面独立发展的态势，经历了秦汉时期的辉煌，进入到中华文化的成熟之境，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选择、寻求新的发展的变革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挟裹着巨大的“文化群”浩浩荡荡从西方传来，带给中国人一种全新的文化信息、文化内涵和文化体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刺激和发展的动力。正是由于佛教的进入，打开了中华文化向新的阶段发展的突破口。所以，在佛教进入之初，就造成了可能引起巨大反响和影响的态势。

佛教首先是一种宗教，佛教的传入首先是传入了一种新的宗教形态。在当时的中国，原始宗教还具有一定的影响，民间信仰还比较活跃，而作为中国本土上出现的土生土长的道教，还正在刚刚出现和成长的阶段，还不是很成熟、很发达。佛教则是一套已经发展成熟的宗教体系，它具有完备的经典、明确的信仰、严密的僧团组织，以及一整套佛事活动和仪轨，还提供了包括符号意义、信仰、叙事体的故事，给予修行者生命体验的宗教实践。这对于人们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特别是它所提供的来世信仰，适应了当时中国人普遍的心理需要。按照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分法来分析社会，宗教出于上层建筑的顶端，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的部分。它在给专注于现实社会生活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彼岸的世界。人们需要这样一个彼岸世界，来关照身在其中的现实世界。佛教正好满足了当时的中国人的这种需要。所以，佛教的传来，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一个彼岸世界的系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而且这个彼岸世界是博大的、深邃的和光明的。

北周石造菩萨立像，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藏。

佛教传来的，不仅仅是宗教的僧团和仪轨、仪式，更是一套缜密的思维系统和形而上学，是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许倬云指出：“佛教进入中国引发的影响，不仅是一个信仰体系的传播，而是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思想方式，既带来了另一种思维，也迫使中国固有的思想系统（儒家与道家）不断与佛教互动，终于融合为中国型的思想体系。”^[22]

从最初的来华传教的西域高僧开始，就把翻译佛经作为传播佛教最为主要的事业之一，前后900多年，一共翻译了6000多卷佛教经典。这些汉译佛教经典成为现在世界上所存的最完备的佛教理论典藏。而且，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佛典也是占有举足轻重的一大部分。可以说，这么大数量的佛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是一份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不仅如此，中国的佛教学者对这些翻译过来的佛教典籍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创作出大量的注疏和论辩性著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思想史和哲学史。可以说，佛教及其思想的传入，不仅促进了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大发展，而且成为其中相当重要的内容。(www.daowen.com)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的成功，在于它同时兼顾了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既在上层社会精英阶层以其深奥的佛教义理受到欢迎，又以通俗的方式在民间传播信仰，受到下层社会普通民众的接受和理解。这样，佛教不仅以浩瀚的佛经和艰深的哲学，更以与中国民间信仰相适合的方式宣传普及，提供给人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崇拜方式甚至是娱乐方式。这样，佛教的影响就深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这才是它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所在。

佛教本身除了信仰系统之外，还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群、文化丛，是一个包含着丰富内容、多种形式的文化集合体。这个文化群、文化丛或者说文化集合体，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佛教本身所要呈现、所要表达的艺术形式，如造型艺术、音乐艺术、文学艺术等，这些艺术形式本身就是传播佛教的手段或方式；另一方面是与佛教一起传播进来的印度文化和西域文化，如印度的天文历法、医药科学等。这样的区分并不具有严格的意义。它们本身都是一体的，都是在佛教的大系统下的小系统或支系。有外国学者指出：“佛教是印度对中国的贡献。并且，这种贡献对接受国的宗教、哲学与艺术有着如此令人震惊并能导致大发展的效果，以至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整个结构。”^[23]

这些随着佛教传入而紧随其来的各种文化要素、文化内容，都在中华文化中产生重大的影响，影响到中华文化各个方面的变化和发展，进而扩大了中国人的知识系统，改变或重塑了中国人的认知方式，也大大开阔了中国人世界视野和文化眼光。伟大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宝贵财富，而创造这样财富的中国人，在这一阶段，接受了来自佛教文化成果的装备，从而扩大了自己、丰富了自己、壮大了自己，使之发挥出更大的文化创造力。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成功的，可以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跨文化交流的范例。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成功，主要的经验之一就在于它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实现了中国化，就使得中国人在心理上认同它，把它当做自己民族的宗教，把佛教的信仰作为自己民族的信仰；同时也在文化上容纳了它，使它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佛教就不再是一种“外来的”宗教，不再是一种“外来的” 文化了。

实现佛教中国化，是两个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方面，佛教以其开放的态度，主动与所进入的异域环境即中国文化环境相适应、相协调，努力使自己成为中国人能接受的、能理解的东西。可以说，自从佛教进入中国的一开始，就进行了这样的努力。与中国文化环境相适应、相协调，是佛教东传中国过程中贯穿始终的策略。可以说，这个适应性策略是成功的。

但是，在佛教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地去迎合中国的文化传统，而是在适应中尽量保持自己的思想特性和文化特性。这样，对于中国人来说，所看到、所理解的佛教又是新鲜的、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内涵的。这样才能对中华文化起到刺激、激励和补充的作用。佛教进入中国，与中国的文化环境相适应，又保持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特性，这是它的中国化的成功的含义。

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于佛教，也是以其开放的态度，持有热烈欢迎的态度，主动地去迎接、接受佛教，并且按照中华文化的需要对其进行改造和剪裁，使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契合、相融合。我们看到，在那些致力于传播佛教的中国僧侣中，在那些欣赏和接受佛教文化的上层知识分子中，都对佛教的中国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翻译佛教经典，注疏佛教学说，与儒学和道教争辩切磋，高僧与名士交游论辩，都成为建设中国化佛教的重要活动。当然，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受到本土文化的排斥和抗拒，也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质疑和道教人士的诋毁，甚至也演变成“三武一宗”的政治性毁佛行动。但总体上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于佛教是欢迎的，是接受和容纳的。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成功，中华文化对佛教的理解和接受的成功，对它的改造、剪裁和融合的成功，深刻地说明了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钱穆指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是深于民族观念的。换言之，即是文化界限深于民族界限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对于自己文化自高自大，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中国文化虽则由其独立创造，其四围虽则没有可以为他借鉴或取法的相等文化供作参考，但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观念，终是极为宏阔而适于世界性的，不局促于一民族或一国家。换言之，民族界限或国家疆域，妨害或阻隔不住中国人传统文化观念一直宏通的世界意味。我们只要看当时中国人对于印度佛教那种公开而恳切，谦虚而清明的态度，其对于异国僧人之礼敬，以及西行求法之真忱，便可为我上述做一绝好证明。”“那时的中国人，对印度佛教那种热忱追求与虚心接纳的心理，这全是一种纯真理的渴慕，真可说绝无丝毫我见存在的。”^[24]

这样，一方面是佛教的主动适应，一方面是中华文化的积极迎取，所以佛教的中国化就是成功的、有效的。这也是双向的选择，互相的选择。而后一方面，即中华文化对佛教的开放和欢迎，意义更为重大。我们看到，自从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中国人就不是被动地去接受，而是主动地去迎接、去引进、去吸取。因此，有许多高僧到西域和印度取经，有许多佛教知识分子投身于佛经翻译的文化事业当中，有许多高僧去钻研、去探索和注疏佛教经典，广泛地传播佛教。梁启超把当年去西域取经的高僧与近代的留学运动相比较，认为他们出于宗教的热诚，更出于求知的渴望、出于追求真理的精神，而不畏艰难，前赴后继，是后代学人的典范。与此同时，还有许多西域和印度的高僧来中国传播佛法，翻译佛经，他们同样是出于高尚的宗教热情和传播真理与知识的伟大精神。他们是中国佛教建设的伟大先驱，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大功臣。我们在回顾他们的事迹的时候，在心里不断涌起深深的敬意。

佛教的中国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简单地说，正是因为有了佛教及其中国化，才有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完整面貌。如果没有佛教文化的输入，中华传统文化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五彩斑斓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