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极为活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被冲破，思想文化领域获得了新的解放，不断开辟着学术新领域，不断创造着文化新观念。再现了“百家争鸣”的场面，进入了一个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思想和学术的发展，最突出的就是道教和玄学的兴盛，以及佛教的传入。

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思潮，取经学而代之，成为学术文化的主流。玄学的出现也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因。汤用彤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指出：“自东汉党祸以还，曹氏与司马氏历世猜忌，名士少有全者。士大夫惧祸，乃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此则由汉至晋，谈者由具体事实至抽象原理，由切近人事至玄远理则。”至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开馆于南京鸡笼山，立玄、儒、文、史四科，教授学生，玄学便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所谓玄学，就是用道家的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而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由《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部号称“三玄”的书而得名。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于学宫立老、庄之学，称“玄学”。玄学即以研究《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玄”为基本内容，一般通过清谈的方式，加以推究、发挥，从而探究宇宙和人生的本原与奥秘。玄学的基本特征是崇尚玄远，故玄学又称“玄远之学”。其体现于言语论辩，是玄言、玄谈、清谈、清言、微言；体现于著述文字，是玄论、玄注；体现于思想与见解，是清识、远识、高致、精解。

崇尚玄远，不仅是一种学术风尚，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志趣，不拘泥于名教礼法，不以世情俗物为怀，任情自然、率性而行。

玄学的学术内容，概括地说，是以“三玄”为经典，会通儒道、旁及名法诸家学说，采取思辨哲学的方法与形式，探讨有无、本末、体用、言意、动静以及自然与名教等范畴，并对天人关系等问题赋予了新的含义和论证。从根本上说，玄学的学术主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其终极的目标，是试图从理论的高度，重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具体而言，其学术论题和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一是穷究天人之际，寻找和论证宇宙间万事万物超越具体物象的形而上的本体；二是通过对宇宙事物本体论的探索，重新审定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建立关于生命价值的本体论；三是通过本体论问题的探讨，为政治人伦寻找一种形而上学的根据。

对于玄学的盛行及其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影响，闻一多在《古典新义》里说：“一到魏晋之间，庄子的声势忽然浩大起来，崔譔首先给他作注，跟着向秀、郭象、司马彪、李颐都注《庄子》。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个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他们说：‘三日不读《老》《庄》，则舌本间强。’尤其是《庄子》，竟是清谈家的灵感的泉源。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他的书成了经典，他屡次荣膺帝王的尊封。至于历代文人学者对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别的圣哲，我们也崇拜，但哪像对庄子那样倾倒、醉心、发狂？”^[19]

魏晋玄学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曹魏正始时期，史称“正始玄学”，以何晏、王弼为代表。其基本思想特征是贵无，主张“名教出于自然”。第二阶段是“竹林时期”，处于魏晋易代之际，基本思想特征是崇尚自然无为，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第三阶段为晋元康、永康时期，以裴、郭象等人为代表，基本理论是崇有、独化，主张名教即是自然。

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是通过“祖述老庄”、以道家思想为架构建立其思想学术体系的。王弼、何晏精研《老》《易》，通过对儒道两家经典的融会贯通，理解体会到两家思想中的互通互补之处，以自由创新的思维精神，在传统思想中引入新说，完善本体；思想方法上亦芟夷繁芜，廓清虚妄，使两汉旧学完成了向魏晋玄学自然本体论的过渡。

这一体系的理论基点，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即“贵无论”。在他们的带动下，社会上谈玄之风大为盛行，被后世称为“正始之音”。之前的学术思想基本上是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之学，很少谈到什么是“本体”。自先秦至两汉无不如此。王弼等则致力于探讨万物产生及其变化的共同根据，力图从形形色色的现象世界之上和之后去探求其本质，从而提出了“以无为本”的观点，建立了以“无”为最高范畴的玄学本体论。这就在我国思想领域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即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玄学世界观。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他说的“有”，是指有形有象的现象世界，就是“末”。而“无”则是指有形有象的物质世界赖以存在的本体，作为共同的依据，它是“本”；一切有形的具体事物，都是“无”这个本体的体现。王弼还把本体“无”称为“道”，即把老子的“道”改造成了“无”，强调唯有“无形无名”，才能生成和主宰万物。“正始玄学”正从“以无为本”出发，探讨了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所构成的多重关系，讨论了有无、本末、体用、一多、众寡等一系列范畴的理论问题。王弼在《周易注》中，通过对贵贱尊卑之序、刚柔之性、中正之德、损益之则、动静之理以及有为无为之道的阐述，对贵贱尊卑秩序加以肯定，对名教的结构与功能加以解说，进一步发挥其名教本于自然的思想，将道家自然观念与儒家名教观念融会贯通，在名教与自然之间架设了一座理论桥梁。

但王、何并非真正尚玄远不过问人事者，在他们思想深处，还保留着和建安精神一脉相承的用世进取、建功立业的社会理想，“其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于立身行事，实仍赏儒家之风骨”^[20]。故他们这一派名士，始终希望对当时曹魏政治做一番革新，在现实中建立一套植根儒家理想，又顺乎道家自然的更为合理的统治秩序。(www.daowen.com)

嵇康和阮籍为代表的“竹林玄学”，采用一种激烈的态度，公开抨击名教礼法、揭露礼法君子的虚伪性，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在理论上走向了名教与自然的对立，把玄学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形态。嵇、阮等人通过引《庄子》入清谈，突出强调黑暗之世里天道与人事的对立冲突，寄意山林，非议名教，以表达内心的愤郁不平。他们以愤世嫉俗的态度看待人生，在哲学上更多地倾向于庄子学说。在嵇、阮看来，天地万物皆生于自然，万事万物与自然本是一体的，原本处于一种合乎自然之道的和谐状态，“人生天地之间，体自然之形”，在本质上与自然并无不同。因此，人生应当“混乎与万物并行”，过着一种自由、恬静、飘逸而不受外在规范束缚的生活。理想的人生，应该是“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循其宜”（《达庄论》）。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天人交泰”的和谐社会，是一个没有“繁称是非，背质追文”的纲常名教的社会。“竹林玄学”把“正始玄学”主张的“名教本于自然”观点推向极端，将道家的“自然无为”与儒家的“纲常名教”对立起来，对名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主张将儒家典章礼仪“兼而弃之”，“越名教而任自然”，顺应人性的自然发展。

玄学的第三阶段是“中朝玄学”。因为西晋在中原主政，所以称“中朝”，这里指南渡前的一个时期。“中朝玄学”继续正始以来的玄学主题，进一步调和名教与自然，齐一儒道，解决士人心理上名教（行为上遵守礼法、出仕治事）与自然（精神上超然物外）的矛盾冲突。郭象提出“万物独化于玄冥”的理论，论证“名教即是自然”。他认为，万物世界既“非无之所化”，也无“真幸使之然”，而是“独化”，即是独自地、孤立地、无所依凭地生成变化的。万物的产生和存在，都是“块然自生”，“掘然自得而独化”，是偶然的、无任何条件和原因的。

以此为基础，他们进一步论证了儒家名教存在的合理性，调和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的矛盾。郭象提出，万物生而具有各自的“天性”，所谓“物各有性，性各有极”，“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人们应该以各自的“性分”来作为判断其现实活动和社会生活是否合理的标准。如若人的现实活动充分体现人的“性分”，那么应该说这时人们的社会生活是最合理的，也是最自由的。他主张“大小之珠，各有定分”，人应该“各安其分”，“足性而止”。不同的人都只能各安其分，各守其位，才合乎自然。现实社会的一切等级秩序、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亦即名教，都是自然的、合理的，无须作任何的改变，人们也无须怀疑这一切，更不应该背弃这一切而到现实生活之外去寻找自然理想的世界。这样一来，既想仕而事事，又想追求自然逍遥生活、不为世事所困的士人，即可以如圣人那样“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能够“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虽终日见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他们可以泰然自若地立命处世，既不违背名教，又可得纵情任性之乐。

至此，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最终从理论上得到了调和一致，长期困扰士人阶层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也从理论上得到了解决，魏晋玄学也发展到了它的顶点，完成了它在思想理论上的历史使命。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鲁迅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到了“中朝”这个阶段，玄学的性质和传播形式都发生变化了。

玄学本是超世的哲学，它强调人不仅在社会中存在，而且每一个人即每一个精神主体，都是直接面对宇宙存在的。因此人生的根本意义，也不在于世俗的荣辱毁誉、得失成败，而在于精神的超越升华，对世界对生命的彻底把握。宇宙的本体是玄虚的“道”，四时运转、万物兴衰是“道”的外现。从这种观念中引导出人对自然的体悟、追求，以及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观念。

玄学是魏晋时期居于主流地位的理论学说。魏晋玄学以儒、道思想结合为特征，专注于辨析明理，以清新俊逸的论证来反对沉滞烦琐的注释，以注重义理分析和抽象思辨抛弃支离破碎的章句之学，较之汉代经学更为精致，更具有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味。魏晋玄学堪称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奇风异景，它将中国古代思想学术水平提升了一大步。有人曾评论玄学的论辩“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颜氏家训·勉学第八》）。魏晋玄学家对于自然秩序、社会伦理和人生价值充满睿智的、缜密而深邃的理论探索和哲学思考，为中国学术文化积累了一份极为宝贵的思想财富。

玄学的兴起给儒学很大的冲击，使儒家学说在魏晋之际陷于困境。晋室东迁以后，玄学则向两极分化，一是与佛学开始合流，一是继续与儒学结合。表现在士大夫的身上，便是一种亦儒亦玄、儒玄双修的思想风貌。儒玄兼修是东晋士人的一大特色。这种新的学术风气也促进了儒学的复兴。

东晋儒家学者大都兼通玄（道）学，玄学之士亦兼综儒学。他们都在走着儒玄双修的道路，差别只是“以儒释道”或“以道释儒”。当时不少有见识的士人，走的都是儒玄兼综之路。他们认为儒学有通六艺、重教化、定人伦、齐风俗的积极意义，是个人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的张本。对于道家学说，他们也并不排斥，强调要得老庄之学的自然情越，主张要依礼而动，而不应疏狂肆纵。这些儒玄双修、儒本道末的人生哲学，在当时士大夫的思想风貌中得到充分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