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开始，士阶层崛起，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和文化力量。为了招贤纳士，壮大国家的力量，各国争相尊士纳贤。到了战国时期，养士之风更盛，不仅公室养士，私门也开始养士，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受到礼遇的这些士人，在那个政治斗争激烈、社会动荡不安的环境中，为其主人建立了非常多的丰功伟绩。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变革，光靠四处网络招纳人才已经无法适应国家争霸的事业需求了，国家需要系统地、有规模地培养自己需要的士人，训练新一代的贤才士子。在战国中后期，齐国创办的稷下学宫，就是适应此种社会需要而专门培养士子的教育机构。

稷下学宫创立于齐桓公田午之际，至齐宣王、湣王时最盛，至秦并六国，齐国灭亡，学宫结束，共绵延发展了150年之久。当时的齐国都城临淄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城周50里，有13门，有居民7万户。稷下学宫位于临淄城的“稷门”附近，故称“稷下”。其规模宏大，“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史记·赵世家》）。稷下学宫广招天下贤士，实行开放政策，各国学者云集于此，络绎不绝。齐宣王时，孟子等学术大师有数十百人会集于学宫，授徒讲学，以致稷下先生多达千有余人，而稷下学士有“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可谓盛极一时。到湣王时，来学宫的求学者曾一度“多至数万人”。稷下学宫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是当时中国学术繁荣的一个缩影和标志。^[14]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开办时间最长的一所官学。它吸取了私学的一些特点，改进自周代以来官学的一些传统，在组织管理和教学活动上有许多独到之处。

稷下学宫有一套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学宫“接近于比较完备、有组织、有领导的正规化学校”^[15]。稷下学宫的组织管理，体现了当时的养士、用士和育士精神，既进行知识传授、学术研讨，又成为政府的咨询机构。学宫的稷下先生和稷下学士，人数众多，均由学校统一管理。著名的学者荀子曾在学宫三为祭酒。祭酒是学宫之长，当是学宫的主持人，是国家委派的学官。

稷下学宫对前来讲学的学者所给予的待遇非常优厚。那些有声望的著名学者，“自如驺衍、淳于髠、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一般的稷下先生没有官位，学宫为他们安排住宿，从事教学和著述等活动。齐王对他们也非常尊重。到学宫来学习的学生，称为稷下学士，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跟随老师而来的。学者到各国讲学，往往带着一批弟子，这也是春秋时期聚徒讲学的遗风。另一种是自己来学宫投师学习的。稷下学士的食宿由政府供给，都住在学宫。

稷下学宫“百家争鸣”气氛很浓。在稷下学宫、几乎诸子百家都有，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的缩影。司马光称赞说：“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稷下赋》）在稷下学宫中，黄老之学占了重要地位。除宋钘、尹文、田骈、慎到、环渊、接子等人外，还有儒家孟子、荀子等，阴阳家驺衍、驺奭，名家儿说、貌辩。其中慎到、田骈、尹文子等又属田齐法家；淳于髠学无所主，属杂家。各学派的学者有着相当的学术自由，自由地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充分体现了学术思想独立的精神。(www.daowen.com)

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主要活动是“议”。《新序·杂事》说：“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刘向说：“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他们尽管有列大夫的封号，那不过是政治上的待遇，并不实际治事。^[16]学宫中有“期会”制度，安排一定的时间召集全校师生就某一命题进行公开学术辩论，各派学者阐明自己的观点、相互辩论。在学术辩论时，没有上下之分，没有任何偏见，谁都可以自由发言。学生不同意教师的话，也可以参加驳难。大家从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方面发表自己的政见，力求被当局采纳。各学派尽管辩论十分激烈，但一方面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坚持自己观点，另一方面则是相得益彰，尊重真理，吸收别人的长处，大家愿意在争辩之中能与对方取得共识。在相互的争鸣和思想激荡中，各派学者也往往相互影响，吸收其他学派的一些思想因素。

孟子是齐威王创建稷下学宫以后最早的一批稷下先生之一，他在齐威王后期离开稷下学宫，到齐宣王二年（前318）又回到稷下，后因对伐燕战争的意见分歧，再离开稷下回故乡邹国。他在稷下学宫的时间相当长，在频繁的学术交往中，他的思想不能不接受稷下诸家的影响。其中受黄老之学的影响更为明显。郭沫若在《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指出，孟子主张的“浩然之气”是“袭取”了《管子·内业》的“浩然和平，以为气渊”，而“稍为改造了一下”。《孟子·尽心下》说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也是受了稷下黄老之学的影响。

荀子大约在15岁就来稷下学宫学习，因齐湣王后期骄暴，不听稷下先生的意见，于是稷下先生各自分散，荀子也在此时离开稷下学宫到了楚国，齐襄王时又回到稷下。《史记》说：“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子老年时在稷下学宫是最有威望和影响的稷下先生。由于荀子长期受稷下学风的影响，他的思想在晚年趋于成熟，其天道观、认识论、逻辑学等都处于先秦思想的最高水平。荀子抨击孟子的思想，并加以改造，这是儒法合流的先声，而且他也是总结战国诸子百家的第一人。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稷下先生使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从而使学宫成为战国时期非常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中心。从当时学宫中的学者所著述的内容来看，涉及诸如天人、性理、物道、名实、义利、动静、乾坤、心性、义理、情欲、良知、精气、阴阳、五行等，涉及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军事学、哲学、自然观、认识论以及历史、文化、教育、心理、语言、逻辑、工程、技术等诸方面，可谓无所不包。各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专著，这些著作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就有十余种。

成书于稷下学宫的《管子》，内容十分庞杂，更是稷下“百家争鸣”的反映。《管子》是推崇管仲的齐国学者假托管仲而写的著作的汇集。《管子》的作者，“可能亦是稷下学士，但只是稷下学者的一部分”^[17]。《管子》中有黄老之学的《心术》《白心》《内业》《宙合》等篇；有阴阳家学说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侈靡》《水地》《地员》等篇；有属于兵家思想的《兵法》《七法》《参患》《制分》《地图》等篇；有属于儒家思想的《小称》等篇；有属于法家著作的《法禁》《法法》《霸言》《禁藏》等篇。在《霸言》《禁藏》两篇中有纵横家的纵横捭阖的权术思想；《立政·九败》有对包括墨家在内的诸家的评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很可能是来自楚国的稷下先生的著作。冯友兰认为，《管子》一书“就是稷下学术中心的一部论文总集”^[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