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但这并不是禁绝各家的著作和思想；儒家的独尊，并非儒学的独存。董仲舒的意思，只是在强调和突出儒家在社会文化的主流地位，将其上升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樊树志说：“董仲舒要‘罢黜’的不过是那些新来对策的专治杂学的人，并非禁绝儒家以外的各家；其用意只在于确立儒家在官学与朝廷政治中的地位，不许其他学派分沾，而不是禁止诸子百家在社会上流传；读书人若要研究，尽可自便，只是不能用来猎取功名富贵。”^[1]所以，在汉代，并没有取缔诸子之学，黄老、兵、刑、农、医和阴阳等家的学术都有所流传和发展，百端之学，存而不废，续而不绝。西汉末年刘向、刘歆总校群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

中华文明是博大的，博大本身就意味着丰富、多元与包容。在思想文化领域，汉代确立了儒家思想文化“独尊”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其他思想流派，其他学术文化在汉代及其以后，都有不同程度的丰富和发展。而儒家思想学说也大量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思想成果，把它们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来。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主要是针对战国时期的学术流派说的。在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活的激烈动荡和变革，士阶层迅速崛起和私学广泛发展，以及各国争霸和变法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创造了学术思想文化大发展的有利条件，于是有“诸子百家”之说。

所谓“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百家”表明当时思想家众多。这几百年，诸子并起，学派林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摄取当时的文化知识，著书立说，广收门徒，四处游说，互相诘难论辩又互相影响吸收，出现了学术文化“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是我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庄子》的《天下》篇将诸子分为6类，提到姓名的思想家有十五六位。《荀子·非十二子》把12位思想家也分为6类来评论。《吕氏春秋·不二》论及老聃、孔子、墨子、关尹、列子、陈（田）骈、阳生（即杨朱）、孙膑、王廖、儿良等11位思想家。《史记》中分为六家：“‘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末年刘歆的《七略》，把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称“九流”，故有“九流十家”之说。

诸子百家各呈其说，互相争鸣，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所谓百家争鸣，指的是两种社会现象：一种是各个学派独立地阐述自己的学说思想，学派之间相互问难，进行辩论；另一种是游说诸侯。战国的诸子百家主张学以致用，为了救世，必须以其所学去游说诸侯，推出自己的政策主张、治国方略，不可避免与诸侯及其官员发生争鸣。”^[2]在诸子百家的争鸣中，有儒、墨之争，儒、法之争，儒、道之争，等等。就是在一家之中，内部也有不同派别的争论。如在儒家内部有孟、荀之争；墨家在墨子死后分为三派，彼此攻击对方为“别墨”；在名家，则有惠施、公孙龙观点的对立。

诸子百家中，又以儒、墨、道三家影响为最大。儒、墨、道三家是先秦诸子之学的主流。其中儒、道两家的学说思想代代有传人，两千多年延绵不绝，长久作用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石。

诸子百家都有建树，分别提出和发挥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人生、哲学等多方面的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淮南子·要略》说：“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诸子各家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救世的主张，其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诸子建言立说，皆有其现实之指向，而以重建政治、社会、道德与思想之秩序为要务。”“先秦诸子学术以建立政治、社会、道德与思想秩序为主题，一方面是因为礼乐崩坏之际，秩序重建乃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乃是当时知识阶层自觉承担的使命所致。”“先秦诸子在重建政治、社会、道德与思想的秩序的主题下展开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探索。诸子学术的立足点不同，对如何重建以及重建的法则、根据等方面的理解也不同，因而呈现出各家异说、学派林立的局面。”^[3]

《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杨朱）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他们的主张各有不同，比如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各派纷争，十分活跃。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都对中国文化和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一个时代，恰好也是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诸人相继而起。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老子、孟子等思想家们，足以与希腊哲学界东西相辉映。许多学者都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与古希腊哲学家们相提并论，比如冯友兰就说：“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历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高明亢爽亦似之。荀子在中国历史之地位，如亚里士多德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笃实沉博亦似之。”^[4]恩格斯曾经评论古希腊哲学说，在古希腊哲学中包含着西方各种哲学形式的胚胎和萌芽。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文化，也可以作如是说，在那个时代的“百家争鸣”中，孕育了全部中国思想史上各种学说的胚胎和萌芽。春秋战国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思想传统的智慧之源。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光彩夺目的一章。梁启超曾说，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之勃兴，“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绩也”^[5]。(www.daowen.com)

“百家争鸣”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精神运动。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精神飞跃，并且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前面我们曾经提到，从大的历史来看，新石器时代最主要的是奠定了中华文化的物质文明基础，建立了以农业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三代特别是西周，建立和完善了宗法社会的制度，奠定了几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制度基础。而到了春秋战国这一时期，则实现了精神的飞跃，建立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形态基础。

“百家争鸣”意味着人类对自身及其处境思考的深入，精神的飞跃，也就是开始了“对以往的历史”的“理性的批判和反思”。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基本点。余英时指出：“先秦诸子的‘哲学突破’是中国思想史的真正起点，支配了以后两千多年的思想格局及其流变。”^[6]冯天瑜也说，这个时代为人类的思维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这一历史时段因种种条件的聚会，为人类精神的自由发展创造一种千载难逢的‘和而不同’的环境，人类理性十分幸运地在这一时期首次赢得真正的觉醒，激发精神文明的一次伟大的突破”^[7]。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正如冯天瑜指出的，在这个时期里，一个民族首次系统而非零碎地、深刻地而非肤浅地、辩证而非刻板地表达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观察与思考，并用典籍的形式将这种思考加以定型。^[8]冯天瑜将之称为“元典”。他认为所谓中国的“元典”，包括儒家的“五经”——《诗经》《易经》《尚书》《春秋》《礼记》，还包括《论语》《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等诸子文章。这些“元典”产生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中华“元典”产生的时代，所以也可以称之为“元典时代”。冯天瑜认为，中华元典是中华民族垂范久远的指针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他说：“这一时期涌现的文化元典凝结着该民族在以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并将该民族的族类记忆和原始意象第一次上升到自觉意识和理性高度，从而规定着该民族的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又通过该民族特有的象征符号（民族语言、民族文字及民族修辞体系）将这种民族的集体经验和文化心态物化成文字作品，通过特定的典籍形式使该民族的类型固定下来，并对其未来走向产生至远至深的影响。”^[9]

“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中华元典的诞生，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是中华文明发展到一定的时段必然产生的结果。但在现实的层面上，特别是与当时各诸侯国宽容的学术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思想的活跃和学术的繁荣离不开宽松的文化氛围”，“宽松的氛围是思想和学术繁荣发展所必备的基本条件”。^[10]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都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尤为突出。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给予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稷下学宫却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孟子问政，甚至像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于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屋和提供万钟的俸禄。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者留，不合则去。”士可以“择木而栖”，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驺衍本是齐国人，在稷下学宫位于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湣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驺衍又回到稷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春秋战国这种特殊历史环境，为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宽松的社会环境，统治者的文化宽容政策和礼贤下士的态度，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正是在这种思想相对自由、学术空气比较松动的条件下，人们才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作，洋溢着原创性活力的诸元典得此时代雨露的滋润方能应运而生。”^[11]后世学者把那个时代称为中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陆玉林在《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中写道：“先秦学术都可以说是我国学术之渊薮。这一时期的学术，无论各家各派各人之见解如何，都能自由发挥，而不受政治和学术权威左右。学者之认同或宗主某家某派或某人之说，不是因为官方所定而别无选择，乃是出于自愿自觉的选择。学者之主张某种观点，虽或有现实功利的考虑，但主要还是出于自身独立自主的思考。因而，这一时代不仅是学术自由的时代，更是自由学术的时代。”^[12]

“百家争鸣”意味着思想的交锋与激荡，也意味着空前的文化交流。《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这是说，各家主张虽然各不一致，相互如水火一样不相容，但是并非毫无关系，往往是相灭又相生，相反又相成。诸子百家，各持己说，相互驳难。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党同伐异在所难免，但更多的是相互吸收、借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诸子百家的学术发展过程中，也往往有互相补充，而使学术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到战国末期，诸子百家进一步出现融合的趋势。各家“都在考虑吸收其他各家学术的精华，而创造出高于其他各家的理论”^[13]。

荀子是儒、法合流的关键人物，也是总结诸子百家的第一人。荀子虽以儒学为宗，但也吸纳法家思想，批判诸子各派，礼法兼治，王霸并用，成为古代思想的综合者。《非十二子》《解蔽》《天论》等篇，正是他总结诸子百家的著作。除荀子以外，韩非师承荀子，对儒家、墨家、杨朱学派和道家进行了批判吸收，完成了法家理论的系统化，成为先秦法家集大成的人物。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庄子·天下》，则是站在道家的立场对诸子百家进行的批判性的总结。

吕不韦组织其门客编撰《吕氏春秋》一书，则是诸子百家融合的重要标志。吕不韦在任秦相国期间，“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聚集门客三千（其中有不少来自稷下学宫），要他们“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编成了《吕氏春秋》一书。

《吕氏春秋》可以说是一部先秦诸子百家的史料汇编。它反映了战国末期各流派在学术上百川归海的历史趋势。此书能积极、客观地对待先秦时代的文化遗产，公开申明超越学派门户成见，采集诸家之长，显示了对诸子百家兼容并蓄的宽广胸怀。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第一部有统一体例、按预定的方案集体编纂完成的理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