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官方的制度性安排，儒家文化的世代传承，除了历代教育都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外，还有一项制度也特别重要，就是选官任官制度。在隋唐以后发展起来的并且实现了上千年的科举制，使得儒家文化的传承获得了强大的社会心理动力。科举制成了一种“指挥棒”，指引千百文人学习儒学、争取“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在汉代，太学实行了养士与选才相结合的办法，与此同时又改革了文官的补官与晋级规定，使之与太学的选才原则一致起来。“文学礼义”“通一艺以上”都被列为补官、晋级的条件，而且优先使用“诵多者”。官吏的文化程度，儒学的修养水平受到高度的重视，造成汉代“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汉书·儒林传》）的局面，即从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儒学和仕途完全结合起来，读书人都变成了儒生。

养士育才和职官制度的一致性，是汉代政治思想统一的重要原因，也是贯彻“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关键一环。“汉武帝时期建立太学、博士官制度，使儒家学说制度化，把人才的教育、考察、任用结合起来，实践了孔子所提倡的‘学而优则仕’主张，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基础。”^[3]正是因为国家提倡儒学，太学教育又以五经博士为教授，而“学而优则仕”。学儒学成为进入官场的主要途径，所以，驱使文人学士都走向了这一条道路。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具独创性的通过分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这一制度在隋唐时期正式形成并完备起来。

科举制开始于隋朝。开皇七年（587），隋文帝设立了诸州岁贡三人的常贡，有秀才、明经等科。隋炀帝大业二年（606）设立了进士科，这是科举制度的正式创立。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层次不同、要求各异、有一套完整体系的国家按才学标准选拔文人担任官吏的分科考试制度。

唐代继续实行隋代创立的科举制，并使之更加完善。科举制度就是按照不同的科目来选举人才。考试的科目，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应试者以明经、进士二科最多，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视。制科是皇帝临时诏令设置的科目，名目很多，随时不同，不是每年都考，有一定的随意性。唐代对科举考试内容、评价标准及多种形式的考试方法都有明确规定，并且十分完备。

科举制的推行，对隋唐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唐朝很注重加强学校教育与科举制的联系，到唐玄宗时期，学校被完全纳入科举制的轨道。科举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有很明显的影响。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准备参加科举，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也就成为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检查学生学习成绩所经常采用的方法。唐代的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教学计划，都是按照科举九经取士的要求安排的，把经书分为大、中、小三类，并规定通二经必须大小经各一或中经二，通三经必须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必须大经并通，而《论语》《孝经》则为必修课。在科举制的影响下，唐代的私学、村学逐渐兴盛。

科举考试主要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这对于结束魏晋以来学校教育所流行的清谈学风和玄虚思想，对于学校教育教学内容的统一和标准的一致，形成读书风气，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宋初因袭唐制，科举也以诗赋取士为主。但与此同时，朝廷十分重视经学教育，并在科举制度的一系列改革调整措施中，逐步加强了经学的比重。真宗诏令群臣子弟荫补京官或京官出身者，并试读一经，精熟方为合格，从而加重了经学在仕途中的作用，为宋初儒家经学教育的普及和振兴，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宋初科举考试，除诗赋之外，经义占有重要的比重。宋太宗曾明确强调：科举取士，“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科举诸科考试中，除进士科外，九经科也最为士人重视。宋太祖乾德元年（963），为了拓宽经学之士的仕进之途，又废除九经“一举不第而止”的旧制，允许依诸科例再试，这对诸生慕心于经学无疑起到奖励的作用。在这一政策的保障下，许多优秀的学者通过九经科跻入仕途，并成为著名的经学大师，主持宋初国子监的教学与研究，如先后担任太宗、真宗二朝国子监祭酒的邢昺、孙奭、孔维，均为九经及第，其经学文章与人品，也堪为后进师表。(www.daowen.com)

宋仁宗庆历年间，在儒学复兴思潮的推动下，科举改为试策、试论和试诗赋三场，不再考帖经、墨义，重点转向对经典的策论和大义。熙宁年间，义理思潮兴起，在王安石主持下，科举内容进一步改革，罢试诗赋、帖经和墨义，专考策论和大义。考生须在《周易》《诗经》《尚书》《周礼》《礼记》中选治一经，兼治《论语》《孟子》。共考四场，全是经义，答卷要求通晓经义，有文采。司马光执政后，虽然废除王安石新法，但在科举内容上仅恢复了诗赋，策论仍是主要内容。宋哲宗亲政后，又全改回去，“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

科举以义理之学取士，引导学界重义理的倾向，也推进了政界的新儒学化，影响着整个宋代的政治决策。

以后元明清历代，科举考试制度始终不变。明代的科学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出题范围，尤其重视“四书”，以程朱理学为答卷标准。明朝成化、弘治以后，文章已形成了定格，即“八股文”。这时的科举考试，出题范围既窄，所作之文又只能代古人语气陈说经义。这样，科举制度逐步完全支配了学校教育，而儒家文化在科举“指挥棒”的指挥下，又完全支配了学子们的价值取向。

明仇英《观榜图》（局部），表现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们观榜的盛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注释】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03页。

[2]吕文郁：《春秋战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49页。

[3]张立文主编，周桂钿、李祥俊著：《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