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剧烈的社会变动，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被打破了，出现学术、文化下移的趋势。官学逐渐解体，私学取而代之，出现了“学在四夷”的局面。“私学的兴起是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2]，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

战国时期私学大为发展，成为百家争鸣的基础。秦始皇采取了禁私学、焚书坑儒等措施，但私学并未被禁绝，一批儒生学者隐匿民间，继续以私学教育私相传授，尤其是齐鲁一带仍保留着私人讲学的传统。在秦末战乱之时，私人教学仍然在继续。汉初，统治者尚无暇顾及兴学设教，文化教育事业更依赖私人教学维持。汉初在文教事业的恢复和建设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许多名儒学者，有不少就是秦朝以来隐匿民间的私人讲学大师及其弟子门徒。这时的私学教育承担了几乎全部的教育任务，使中国古代教育从未中断，而且有相当的发展，古代的文化典籍、科学知识主要通过私学教育得以保存和传播。参与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人才，也大都是私人教学锻炼和培养出来的。私学师生成为汉初朝廷中官吏的重要来源之一。

汉武帝时期，开始兴办和发展官学。但私学并未因此而停顿，反而在官学发展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繁荣，成为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和汉代教育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官学和私学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武帝之后，私人教学相当发达，一些硕学名儒在未从政或任博士之前一直从事私人教学。未立为博士的经学大师，仍坚持私人传授，逐渐发展成今古文经学的长期激烈论争，从而更促进了私学的发展。有些人一面做官，一面收徒讲学，罢官后仍然继续从事私人讲学。

汉代教育的基本内容是经学教育。私人讲学大师都是精一经或数经的学者，他们以自己的专长传授弟子，吸收大批生徒于门下。东汉时专经讲授更盛，名师众多，收徒甚夥。东汉专经阶段的私人教学，逐渐确立了稳定的组织形式，建立了治学、讲学的基地，多取名为“精舍”“精庐”。精舍的建立，或在大师家乡，或选山水胜地，均带有避世隐居的性质。精舍讲学已初具学术讨论与研究性质，经师边讲边说，边著述。极似后世的书院，有人直接把“精舍”“精庐”视为最早的学院。

南北朝时期，私学呈现出较为繁荣的局面。私学的内容十分丰富，从总体上来看，经学在私学教育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已不拘于烦琐章句。儒学在社会上的影响仍然是最大的，博通五经者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地位。但是经学并没有沿两汉的老路走下去，在经学传授上重思考，重创新。南朝的诸多私学家既通经典，又习玄风，甚至集佛、道于一身。(www.daowen.com)

唐初曾对私学有所限制，但开元中以后，则不作任何限制，而且鼓励私学发展，官学与私学教材相对一致，官私学学生学成后均可经过考试予以承认，使得私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办私学的有在职官吏和无意仕宦的及政治上失意的儒士，也有借此换取斗筲之资的知识分子。他们精于经学，通晓文史，在地方上被奉为名师大儒，自行在民间聚徒讲学。有些名流学者，涉猎经史，不交世务，创立了儒宫，开设学馆，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唐代不少名儒显宦幼时就是在这种学校接受启蒙教育的。

在中国教育史上，唐代另一项突出的贡献是书院的出现。“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最早的是集贤殿书院。它是官立书院，主要职能是为政府修书。作为真正教育机构的书院，起源于私人的著书讲学。起初，多将个人读书治学之所称为书院，后来逐步发展成聚书建屋，授徒讲学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书院有11处，如李宽中秀才书院、沈彬进士书院和杜中丞书院等。宋初的著名书院大都是由唐末五代的私人读书讲学之地发展而成。

宋代的文人书院十分兴盛，这是与理学的蓬勃发展相适应的。宋代书院创制了中国书院的基本模式，其中著名的当推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号称“天下四大书院”，都有过聚书数千卷、学徒逾千的盛况，尤其以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影响最大。四大书院在当时声名颇旺，皇帝均赐有匾额，以肯定其以仁义纲常育化人才的功绩。它们对发展宋代文化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书院的兴起，使讲学之风盛行，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宋代许多大儒，都自设书院，主持讲学，广收弟子，形成派别。理学家们为了专研学术、讲明义理之学、广泛传播自己的思想，都积极发展书院教育，创办书院，宣讲性理，并以书院为论坛，争鸣学术，指论朝政。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吕祖谦、真德秀、魏了翁、胡宏、张栻等理学家，都是积极创办和推进书院教育的代表人物。理学的一些重要著作，如《朱子语类》、陆九渊《书堂讲义》等，都是在他们的讲学活动中孕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