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提倡“独尊儒术”以后，孔子就从一个民间私学的教师，开始逐步走上神坛，成为崇拜和祭祀的对象。他的封号也不断加码，成为“至圣先师”。建孔庙，祭祀孔子，是中国古代重大的礼仪活动，是儒家文化代代相传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安排。绵延两千余年的孔庙祭祀，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农也，桑之祭先蚕也，学之祭先师也，一也。”

孔子去世后，孔子的弟子将孔子所居旧宅改造为庙，即阙里孔庙，成为后世孔庙的雏形，开启了孔庙祭祀的历史。最初的立庙是为了追慕悼念孔子，将孔子生前穿过的衣物、乘过的车、用过的琴等遗物收集于孔子生前故居内，以作纪念。但在孔门师生之间的这种祭祀活动，尚属于民间的祭祀活动。司马迁说，汉代之前，鲁国人已经有了对于孔庙的持续祭祀。《礼记》说：“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

我国古代非常重视祭祀，有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文化政策之后，就有了对孔子的祭祀活动。此后一直延续到清末，绵延不绝。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十一月，高祖刘邦自淮南还京，经过阙里，以太牢祭祀孔子，开皇帝亲祭孔子之先。汉代祀孔都是在阙里孔庙。东汉以后，已在太学举行对孔子的释奠之礼，但尚无庙宇的建筑。元始元年（1），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孔子后人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自此，孔庙愈受重视。东汉建武五年（29），光武帝过阙里，命祭孔子。明帝、章帝、安帝均曾到曲阜祭祀。永兴元年（153），汉桓帝下诏重修孔庙，任命孔和为守庙官，并立碑以记。

汉代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朝都推崇儒学，把儒学列为官方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一点在十六国时期的五胡政权也是一样。北魏王朝的统治者不但主动吸收儒学，自觉儒化，而且积极推行儒家礼仪制度，多次祭奠孔子，公开举起儒家的旗帜。北魏建国后，道武帝告令天下，收集经书，作为治国的方略。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以儒学作为他立国的理论根据。北魏崇儒之风，在孝文帝拓跋宏时达到了高峰。中央官学之内建置孔庙，始于孝文帝之际，是推崇儒学的重要举措。

到了隋代，隋文帝一面崇儒，一面兴学，自京都至州县均设学校。文帝还亲至国子学参加释奠礼，奖励国子生，考选国子生为官。唐朝建立后，明确提出“守成以文”的文教政策，推崇儒学，整理儒家经典，进一步提高儒家学者的社会地位。有唐一代，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荣衔、封号接踵而来。唐朝诸帝都很重视弘扬儒学，从高祖到昭宗，皆亲临国子监释奠，皇太子释奠则更为经常。唐高祖于武德二年（619）下诏兴仕崇儒，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于国子监各立庙一所，四时致祭。又于武德七年（624）亲自到国子学参加释奠礼。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下令取消周公祠，专立孔子庙，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教育机构第一次专祭孔子之始，以后成为一项制度。自此，全国学校遍设孔子牌位，官学祭孔沿袭成习。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孔庙称为“文宣王庙”。

唐朝对曲阜孔庙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和扩建。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诏兖州建阙里孔子庙。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因旧庙简陋，高宗令兖州都督霍王李元轨“改制神宇”，对孔庙进行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改建。这次扩建，扩大了孔庙原先的范围，虽仍以“庙屋三间”为制，但庭院及外观大有改观。建筑采用多层斗栱，墙壁开窗，环以步廊于其四周。孔庙殿堂建于灵光殿旧址。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又“树缭垣以设防”。孔子塑像居中坐北朝南，着王者服，外罩儒者衣。唐代宗大历八年（773）新建庙门。唐代的孔庙已初具规模。唐代以后，历代都对曲阜孔庙进行过扩建和维修，千年以来，孔庙总共经历大修15次，中修31次，小修数百次，终于达到现如今九进庭院的宏大规模。

贞观四年（630），诏各州县学皆立孔子庙。从此后，除曲阜孔庙以外，孔庙不但成为学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学校的中心地。学校孔庙的建筑属于宫殿式，庙宇朝南，基本上仿自曲阜孔庙，可分为南北两类：南方式建筑，以木材为主，装饰复杂，屋脊两端翘起；北方式建筑较为朴素，水平式屋脊，斗栱变化少。主要的建筑物，包括大成殿、崇圣祠、东西庑、明伦堂、棂星门、泮池等。

唐太宗时开始，在孔庙建立从祀制。在此之前，若以孔子为先圣，只以颜渊为先师配享。贞观二十一年（647），诏以历史上著名的儒家、经学家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德、戴胜、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22人配享孔子庙庭。玄宗时从祀者增为十哲、七十二子、二十一贤。宋以后到明清，从祀制定为配位（有四配）、哲位、先贤、先儒；哲位以下的人数，随时代而递增，分列在东西两庑。从祀的标准，依清代的规定是：“阐明圣学，传授道统。”明代儒家学者王世贞说：“太庙之有从祀者，谓能佐其主，衍斯世之治统也，以报功也。文庙之有从祀者，谓能佐其师，衍斯世之道统也。”孔庙祭祀孔子，乃为尊祀其教、尊祀其道。孔庙以后儒配享、从祀，乃为衍续儒学道统。自唐以后，从祀孔庙之制，遂成为文人学者最高的荣誉。

孔庙的祭祀仪式，唐宋以后逐渐形成一套专用于孔庙的祭礼“释奠礼”。“释奠”又称“丁祭”，这种祭仪规定在每季度的仲月（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上丁日举行，届时孔庙供奉的历代圣贤大儒都会与孔子一起受到祭祀。

各地各级的孔庙分为礼制性庙宇和非礼制性庙宇，但凡列入国家祭典的孔庙都是礼制性庙宇，孔子后代的家庙、孔子活动过的地方所建的纪念性庙宇，以及书院内的祭祀庙宇等是非礼制性庙宇。礼制性庙宇是由国家倡导和推行的，它的建筑模式、体量、色调以及祭祀的内容、等级等，都必须遵循国家认可的规范和准则。在孔庙系列中，太学国庙和曲阜祖庙处于最高等级，府之庙学高于县之庙学，但无论级别高低，其精神如一，在建筑构成和祭祀活动上大体都依循一套共同遵守的原则。(www.daowen.com)

宋初各地的孔庙，经唐末五代长期战乱的破坏，大多毁为废墟，就连一向被奉为圣地的曲阜孔庙，也只残剩一副“触目荒凉，荆榛勿剪；阶序有妨于函丈，屋壁不可以藏书”的景况（《金石萃编》）。宋太祖即位的当年（960），即诏令增葺开封文宣王庙祠宇，塑绘先圣亚圣、十哲、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的像，又亲自撰写孔子、颜回真赞。京兆长安孔庙的重修也开始进行。王彦起任京兆府尹时，主持整修文宣王庙，自出俸银，修饰、扩建庙内讲学黉舍及安置《开成石经》与藏书的库府、堂宇，并刊石《重修文宣王庙记》，以昭示天下与后世。

太平兴国八年（983），太宗诏谕大臣，自谓嗣位以来，虽遍修群祀，而以鲁国夫子庙堂未加修葺为憾，命令大臣着手重修曲阜孔庙，并指出，若孔庙无大壮之观，则民无所观化。宰相吕蒙正亲撰碑铭，盛称：“夫子无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丧祭，为民立防，与世垂范；用之则昌，不用则亡。”（《金石萃编》）

重建东京开封、京兆长安及兖州曲阜的文宣王庙，对于全国各地孔庙的修复工作和文教活动，具有政策导向和示范性的作用，为恢复儒学的正宗统治，进一步实施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奠定了象征性的物质基础。太宗还打破科举常例，诏赐孔子后裔孔士基同本科出身，以此作为褒奖先圣后裔的象征。又正式赐封孔子后裔孔宜袭文宣公爵位，官拜右赞善大夫。恢复以前历朝优待孔氏的惯例，免除孔宜家族租税。

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泰山封禅归途，又前往曲阜，亲临孔庙祭奠，诏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孔子以下七十二贤也列次封谥公侯伯爵。同时，赐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同学究出身。宋真宗御制《至圣文宣王赞》，表达了崇儒尊道，志在易俗化民，仰师彝训的意图，称孔子为“亿载之师表”：“立言不朽，垂教无疆……人伦之表，帝道之纲。”不久，赐曲阜元圣文宣庙九经三史，诏令兖州选儒生讲说，以此重振孔庙庙学。宋末学者熊鉌说：“尊道有祠，为道统设也。”

在元朝建立之前，元太宗窝阔台占领燕京，即接受宣抚王檝的建议，将全国的枢密院改成宣圣（孔子）庙；后又诏令各路、州、府、县复修孔庙；并诏以孔子第五十一世孙孔元措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元月，诏令各地：“宣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朔释奠，常令洒扫修洁。今后禁约诸员使臣军马，无得庙宇内安下，或聚集理问词讼及亵渎饮宴，工匠于其中营造，违者严加治罪。”并对在孔庙中孔子及先哲的位置排列和祭祀的礼仪作出明确的规定。同年八月，“命开平守臣释奠于宣圣庙”，至元四年（1267）正月，“敕修曲阜宣圣庙”，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在祭孔时，孔子与三皇、社稷、风雨雷师的祭祀相同，春秋两祭，享受最高的礼遇。元成宗即位之初（1294），尚未改元，即诏令“中外百司官吏人等，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曲阜林庙，上都、大都，诣路、府、州、县、邑庙学、书院，依照世祖皇帝圣旨……施行”。到了元武宗即位后，进而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为立碑碣，颂扬“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

明清两代继承了传统的统治经验，大力提倡儒学，极力尊崇孔子，规定诸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坚持祭孔活动。清代开国之初，就在京师国子监立文庙，内有大成殿，专门举行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并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祀礼规格又进化为上祀、奠帛、读祝文、三献、行三拜九叩大礼。

至明清时期，遍布全国的孔庙已有1560余座，尚不计海外为数众多的孔庙。孔庙又被称作文庙、夫子庙、文宣王庙等，尤以文庙之名更为普遍。其中南京夫子庙、曲阜孔庙、北京孔庙和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孔庙数量之多、规制之高，建筑技术与艺术之精美，在我国古代建筑类型中，堪称是最为突出的一种，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孔庙祭祀制度存在并延续了两千多年，是古代中国尊崇孔子最为直接的方式。历代王朝对于孔子的褒封和祭祀，起到了引导士子、推动文化、弘扬教化等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