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代，出现了儒学发展的新形式——理学。理学又被称为“新儒学”。近年来从海外学术界传来的“新儒学”与我们所讲的“新儒学”不是一回事。现今所说的“新儒学”往往还要加上“现代”的限制词，称“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家们自认为是儒学发展的第三期，而推宋代理学为儒学发展的第二期。

北宋初，学术界仍沿用唐代钦定的《五经正义》。庆历以后，风气渐变，疑经、改经、删经成学界时尚。宋代一些儒生、学者一方面“舍传求经”，直接面向儒家经典，一方面疑经改经之风盛行，不再专注于经典文本和语句的字面，而是根据自己的思想观点去取舍儒经和解说经书，着重发挥经文“义理”。他们认为经典本身的作用只不过是“载道之具”，而其中所包含的成贤成圣、修齐治平的道理才是更根本的，将章句训诂改造成阐发义理，促使儒学从章句注疏之学向义理之学发生转变。

这种自由解经的方法，充满了革新精神，影响了一代学风。这种思想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儒家经典和注疏的权威地位，是对传统经学的某种否定和批判，也是当时学术界的一次思想解放。

义理之学的主要形式是理学。“理学是以儒学思想为主，汇通、熔铸了释道思想精华而形成的一个纳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的博大的思想文化体系，是宋元时期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17]

宋代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各种学派纷纷设帐讲学，著书立说，各抒己见。其著述之丰，人才之盛，学派之多，远远超出先秦“百家争鸣”时期的诸子之学。仅就理学而论，宋代有四个主要学派，一般称为“濂、洛、关、闽”四派。“濂”指原居濂溪的周敦颐；“洛”指洛阳的程颢、程颐兄弟；“关”指陕西的张载；“闽”指南宋时讲学于福建的朱熹。

关于这四个学派之间的传承关系，后世学人黄百家在《宋元学案·濂溪学案》的按语中认为，自孔孟之后，汉氏儒家只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张载）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又说：“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就是说，宋儒的“心性义理” 之学，是由周敦颐首先阐发，而后才由于二程、张载诸儒辈出，方出现“圣学大昌”的局面，之后则又有朱熹集其大成。这便是后来所称“濂、洛、关、闽”的理学流派。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和理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周敦颐的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易通》（又名《通书》）、《爱莲说》、《拙赋》等。周敦颐认为“太极”是最原初的、绝对的实体，太极肇分阴阳，阴阳派生五行，五行再派生四时、万物，万物又生生不已，遂成世界。世界是物候变化的体系，它们自有派生和化生的规律，这种规律的往来反复就是“道”。由此，他构造了一个纳自然、社会、人生为统一体系的宇宙生成模式，并且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对人性和道德伦理作了论述。这是以往儒学所不及的。他的《太极图说》和《易通》后来成为理学家的必读书籍。他所使用的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主静、礼乐、无欲、顺化等，也都为后来的理学家反复引用和发挥，有的则构成理学范畴体系的重要内容。

程颢、程颐二兄弟从周敦颐读书，便开启了他们探究道学（即理学）的生涯。二程的学术理论，虽各有千秋，如程颢重内心体验而治理学，程颐重宇宙、社会而言理学，但是理本论思想则是一致的。二程留下的著作有《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粹言》等，后人把以上六书合辑为《二程全书》。

二程“洛学”，上承周敦颐“濂学”，中融于张载“关学”，下启于朱熹“闽学”，具有一以贯之的特征。二程“洛学”的主要特色，在于把“天理”作为宇宙本体和理学体系的最高范畴，这在宋代理学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们认为“天即是理”，“天理” 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是最高实体。“天理”既超越万物之上而永恒存在，却又产生和支配着万物。并且，“天理”还是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等级制度的总和，把后者看做是“天理”的重要内容，是“天理”在人间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因此，忠君、孝亲、爱兄、尊祖等都是“天理”所赋予人的本性。他们还把“天理”与“天命”联系起来，“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相信“天命”就是服从“天理”。二程认为人性是与“天理”等同的，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因而，道德修养的核心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克制自己的“私欲”，通过自觉恪守礼仪而达到对“天理”的体认，达到仁的最高道德境界。

张载所创的“关学”也是理学开创阶段的一个重要学派。张载“关学”气象博大，旨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关学”的主要特点，一是提倡“学贵致用”，反对空谈，主张学术要与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力图使学术服务于现实。二是重视古礼，株守儒学。他非常重视恢复古代礼仪制度，对当时流行的不合古礼的礼仪竭力予以纠正。张载哲学思想的核心是“气本论”学说。他把以“气”为本体的世界看作是一个充满生气的、有机的宇宙整体，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张载还进一步从“气本论”出发，探讨了人性和道德问题，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人要善于反省，变化气质，以体现“天地之性”，就会自然合乎道德标准而成为君子。气质不好也可以通过学习和提高道德修养来改变。

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在北宋时皆为显学，各有传人，一时颇具声势。及至南宋，朱熹在继承发展二程“洛学”的基础上，又博采周敦颐“濂学”、张载“关学”等理学学派的部分思想，集北宋理学之大成，并吸取了佛、道的某些思想资料，从而建立了“闽学”学派和丰富而完整的“朱子学”思想体系。

朱熹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建树者之一，在经学、史学、文学、考释古籍以至自然科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后人称朱熹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学问家和思想家之一。

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理论”，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之本体、天地万物的根源。“理”或“天理”还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源泉，一切道德和礼仪的准则，都是“理”或“天理” 的体现。他认为，作为道德规范与准则的“理”，是先于各种社会道德关系而存在的，“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朱熹对“天理”绝对性和实在性的论证，正是给“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寻求形而上的根源。朱熹的“格物穷理”说，在于把握“天理”“要在明善”，从而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德”赋予“天理”的哲学高度，以提高自身道德的自觉性。主张“格物穷理”要讲究先后缓急之序，首先应明人伦、讲圣言、求世故，进行道德践履与体验。

朱熹总结了北宋以来理学的成就，为理学集大成者，其理学体系更为严密、丰富。朱熹思想学说不仅是理学的成熟形态，也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朱熹理学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7）下诏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并认为朱熹注“四书”，“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提倡习读朱熹著作。从此，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就成为正统思想，在学术思想领域中确立了统治地位。宋代理学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学术思想领域发生了一次新的变革，儒学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演化为哲学化、抽象化的新儒学，形成了一个内容包罗万象、形式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是继先秦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于11—12世纪崛起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宋儒吸收了汉经学、唐佛学的精髓，扬弃了经学专事注疏的僵化和佛学追求虚幻的消极成分，把佛学养神修行、涅槃寂静、祈求来世的出世，引入到儒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又把儒学简单的伦理纲常上升到“存天理，去人欲”的理论高度，完成了以儒学为主干，包容佛、老及诸子的理论创造。由于这一思潮将孔孟之道重铸成博大精深的学说，又使其贴近现实、易于实践，因而自宋起被历代立为正统思想，统领学术，规范人伦，指导社会，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被视为影响中华文明700年的正宗道统之学。

宋儒学的成就，达到了对汉、唐学术的超越，为此而被称作“新儒学”。宋以后的元明两代，虽各有杰出的思想家、学问家立世，其学术成就对中国思想史各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就学术界整体而言，其水平远未超过宋儒学，也没有形成新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元、明学术是宋儒学的延续。

【注释】

[1]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7页。(www.daowen.com)

[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6—261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5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59页。

[5]吕文郁：《春秋战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123页。

[6]张立文主编，周桂钿、李祥俊著：《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7]张立文主编，周桂钿、李祥俊著：《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8]龚书铎总主编，黄朴民等著：《中国文化发展史》秦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

[9]郑师渠总主编，许殿才主编：《中国文化通史》秦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9页。

[10]张立文主编，周桂钿、李祥俊著：《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1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6页。

[12]龚书铎总主编，黄朴民等著：《中国文化发展史》秦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13]［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14]龚书铎总主编，黄朴民等著：《中国文化发展史》秦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页。

[15]张立文主编，周桂钿、李祥俊著：《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6]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17]王育济等著：《中国文化发展史》宋元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