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独尊儒术”文化政策的推行，使儒学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六经”的研究也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经学。作为由统治者所“法定”的典籍“六经”，被赋予神圣不可改变的性质，奉为指导一切的常法。因此，“六经”“不仅是官方颁布的教科书，更主要的是已经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体现者，即由皇帝钦定的国家与社会的指导思想，控制社会、维系统治的重要工具和行为规范准则”^[12]。每个民族、每个文明都会有自己的“经学”。经学蕴含的价值对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种国家经典的确立对于汉代及其以后学术思想文化意义重大。美国汉学家陆威仪指出：“这种国家经典，不但使皇帝成为帝国价值体系的倡导者与捍卫者，还使他成为践行这些价值的人所仿效的楷模，以及为人们所共享的教育和文化生活的基础。最后，共同的文化体系把所有从事帝国事务以及渴望为帝国服务的人都连接起来。在后来的若干世纪里，通过传统戏曲、大众文学以及启蒙读本等方式，文化开始渗透到社会底层。”^[13]

经学是汉代官方之学。所谓经学，乃是指历代专门训解和阐发儒家经典文义与理论之学。两汉经学的本质“是汉代统治者有意识提倡、发扬的儒学经典化、教条化和范物化”^[14]。

“独尊儒术”虽然结束了“百家殊方”的局面，但是并未结束学术思想的争鸣。在汉代，儒学内部的学术争鸣，始终十分活跃，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笼统地说可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不过，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在推崇孔子、推崇‘五经’上它们没有什么区别，在信奉大一统论、天人感应论、纲常名教上它们也没有什么区别”^[15]。

汉代时历经战乱兵燹，先秦儒家的典籍，原本多佚，只是在民间通过师徒父子口授相传。如田何传《易经》，伏生传《书经》，申培传《诗经》，高堂生传《礼经》，公羊、穀梁两家传《春秋》。这些儒家经典皆是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记录整理而成，故称为“今文经”。当时盛行一时的经学也称为“今文经学”。所谓“古文经”，即经各种途径发现的前代儒家经书，这些经书用古籀文写成。

经学的“今古文之争”，不仅表现在文字、版本、篇目有别，而且有真伪之辨，更主要的是学术观点和方法上有重大分歧。“通经致用”是汉代经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经”，要求学通经书；二是“致用”，要求以经学用世。从总体上说，今文经学的视角是政治的，讲阴阳灾异，着重发掘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目的在于利用经说为现实的政治服务，表现了崇尚功利的学风。古文经学的视角是历史的，讲文字训诂，究明典章制度，着重探讨经文本义，不凭空臆说。前者学风活泼，又往往流于空疏荒诞；后者学风朴实，却常常失之烦琐。

从汉武帝至西汉末，今文经学居官学正统地位，《春秋公羊传》为其代表经书。汉武帝时的“儒学独尊”，实质上是今文经学独尊，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的独尊。董仲舒正是据《春秋公羊传》构建起天人一统图式，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至远至深的影响。王莽摄政后，开始推崇古文经，古文经学盛极一时，到东汉时又获得了更大发展，尤其是东汉后期，出了马融、许慎、郑玄等几位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他们深究经义，兼采今文之说，在学术上占有了压倒的优势。

东汉末年的郑玄，不拘泥于师承门户和学派壁垒，遍注古、今文群经，成为集两汉经学之大成的总结性人物。郑玄的“注解成为此后一千多年儒家经典的权威解释”^[16]。后来经过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今文经典丧失殆尽，而古文经学却流传不绝。事隔一千年之后，在清末时今文经学才重新出现。(www.daowen.com)

汉武帝“独尊儒术”，重点就是推崇“五经”。魏晋南北朝玄学兴起后，削弱了“五经”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作用。至隋唐开始，经学出现了新的局面。儒家经文是儒家全部政治、哲学、道德思想的集中体现。唐太宗认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异说纷纭，给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儒学的权威性。因此必须重振儒术，对儒经加以整理和统一。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命国子祭酒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文字”。颜师古用了约三年的时间，将“五经”文字校定完毕。唐初国子博士、经学家陆德明撰《经典释文》30卷，是关于儒家经典之源流、版本、音韵的重要著作，注儒家经典12种，为经学统一作出重要贡献。

东汉《熹平石经》拓片，《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藏。

唐太宗还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180卷，名曰《五经正义》。《五经正义》之正义，就是正前人之义疏。对于前人关于儒经的种种繁杂的注疏，来一番彻底的清理。《五经正义》结束了汉魏以来经学纷绘驳杂的局面，表现了唐代儒学的开放性和多元化特征以及融合各家学术的趋向。唐太宗对孔颖达这一工作十分赞赏，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旧唐书·孔颖达传》）

《五经正义》撰定后，即于贞观九年（635）付国子监施行。这个“五经”定本颁行以后，使“五经”有了标准本，诸经文字完全统一，克服了以往因文字不同而理释各异的弊病。后又于贞观十六年（642）和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令士子诵读，不仅作为学校教育的官定教材，而且科举考试也以之为依据。

《五经正义》的撰定与颁布标志着儒家经典的统一和正统地位的确立。撰定《五经正义》对于教育和选士也有着重大的影响，由此，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又趋于统一。科举取士以儒经为准，有了准确、标准的统一要求。

经过这些统一经学的重大措施，南北朝时期形成的经学分南学、北学的局面而终归于统一。这是唐朝在经学方面的重要贡献。

儒家经典，被秦始皇焚书后，除《易经》外，大都成断简残篇，缺佚散乱。经汉代的收集、发掘、整理，又把儒学提到独尊地位，才使这一思想传统得以保持。在整理、注释、传授儒经的过程中，汉文字学、训诂学得到了充分发展，使保存文化典籍，总结历史经验，成为延续至今的民族传统。隋唐时期，虽然学术界曾有人试图完成以儒为主，调和释、道的思想工程，但是，儒学尚无力兼容思辨程度高于自己的佛学，佛教心性义理之学和万物生成思想达到了高度抽象的理论水平，成为唐代思想界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