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人生理想是君子之风，是圣人气象。这是把中国文化设计的理想人格分出了两个层次，一个是最高理想的层次，是圣人人格；一个是现实的属于典范的层次，是君子人格。无论是圣人还是君子，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理想，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于人的生活和人生境界的美好想象。

在代表中华传统文化主体的历代儒学的典籍中，都把“圣人先王”作为理想中的伟大人物。例如一本《论语》，就有多处以崇敬思慕的情感谈到古代先王。它所构想的理想人格就是圣人的人格境界，这种圣人境界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意识。

这种“与天地合德”的境界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在儒学的典籍中，这种圣人如尧舜禹等，都被赋予了高尚的道德品质，成为人们景仰的圣人气象或圣人范式。儒家把这种圣人范式的实质归结为“仁”。在儒家那里，“仁”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和最高的道德规范，也是理想人格的核心内容，是人格美德的最高境界。孔子提出这是本于天理的至理、至德、至善。所谓圣人，就是仁者。

圣人是达到了人生最高境界的人，都是“仁”的道德理想的体现者。他们爱仁以德，立人达人，忠孝信义，宽信敏惠，智勇刚朴，心胸坦荡，有浩然之气，这些都是非凡人物的品质。这种以“仁”为核心的理想人格设计，强调了个体对道德秩序的社会关怀，强调自我与他人的伦理关系以及个人对社会的责任，集中体现了人格的道德力量。

但是，这种圣人人格太高了，是可望不可即的。《论语·述而》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孔子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把君子的境界规定得比较高，仅次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内圣外王式的圣人。二是君子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在我们身边，是可以“得见君子”的。

“君子”是先秦文献中出现的概念。如《易经》《诗经》《尚书》等，都广泛使用“君子”一词。《周易·乾》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诗经·周南·关雎》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及至春秋以后，“君子”更是各派学者文献中言必提及的。(www.daowen.com)

西周以来的君子与小人是凝固的等级阶层的区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身份。到了春秋时期，这种泾渭分明的身份界限不断变得模糊和淡化，“君子”一词开始具有道德品质的属性，具有德性上的意义，并逐渐开始以道德品性的高下来区分君子与小人，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等等。这样一来，君子的身份性特征逐渐泯灭，而在君子的内涵中融入道德品性的成分，使“君子”这个概念发展转向一个新的方向，更多指“立德、立功、立言”的杰出人士，即指称那些才德出众和有特异节操之人。

看一个人是否是君子，主要是看他是否具备君子的道德品格。“君子”概念的这种变化，也是因时代之变。春秋时期的社会文化大变动中，人们开始探索与追求人的新品格和新的人生观，新的价值观念不断涌现并逐渐流行。社会关系的丰富需要人们“信以为本，循而行之”，这种新品格的细目不断增多，如“仁德正直”“敬、忠、信、仁、义、知、勇、教、孝、惠、让”等。这些品格逐渐被确立为人的基本品格。先秦思想家们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完成了新价值观的建树，创立了新的君子人格。

论述“君子”最多的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有人做过统计，在《论语》中“君子”一词出现107次，其中有12处指执政者，其余主要指向道德人格。君子作为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在言行举止、为人处世等方面都有具体要求与体现。孔子在《论语》中为我们展现了无忧无惧、修己安人、忧道不忧贫的君子形象。做到这些，就内心充盈饱满、胸怀坦荡宽广、目光睿智机敏、待人谦虚有礼，言必忠信，行则笃敬，所以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孔子塑造的君子人格，儒家学派的诸多后继者竭力张扬申说，在道家、墨家、法家那里，也颇为认同和肯定。

君子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廉、悌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规范。这些伦理规范最终都聚集、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君子是人格养成的目标。在社会责任与担当的意义上理解时，君子被赋予了社会引领者、示范者的意涵，有时则成为社会精英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