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士是以不同的面貌出现的。士的特征，各朝各代的表述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的特征是：具有理想抱负、有学识、有才智、有谋略的个人或群体。

春秋以前，士作为一个等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鲁哀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分辨了“五仪”（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则治国之道就完备了，他还是把士人作为一种等级身份来说的。秦汉以后，特别是汉朝的官员选拔制度，把养士育才和职官制度统一起来，学而优则仕，学儒学成为进入官场的主要途径。知识阶层与官僚阶层相结合，成为士大夫阶层，制订和遵从规则，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治理，构成中国独有的皇权“家天下”与“士大夫政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在理想图景中，士大夫阶层秉持“求仁”传统的超越精神，承担道统、教化天下；兼具读书人、官僚、士绅、族（家）长等多重身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中流砥柱和黏合剂，对整个社会运行起到引导和支撑作用。士大夫阶层的存在被认为是传统中国能长期维持中央集权制度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尤其是唐朝开始，科举制成为国家主要的选人用人的制度，被科举制选中的士人，就进入国家各级官僚管理体制中，士的主体成了为官从政的官宦之士。这样就奠定了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也实现了知识群体由士向士大夫的身份转变。他们不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自由知识分子，或游侠，可以仗剑走天涯，而是国家体制中的一员，是国家官僚机器的组成部分。

士大夫既有文人学者的身份，又是朝廷的官员，是官僚。他们遵循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念，追求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目标，肩负着传承道统的使命，承担着教化天下的任务。士大夫精神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之路上，长期涵养而成的高贵品质。士大夫精神强调的是自己应该承担对家国天下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

士大夫精神是文以载道，这个“道”是包括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一套价值体系，士大夫是这个“道”的价值承担者。士大夫精神传统，一直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创造、延续和发展，对当时社会秩序的建设，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钱穆说，宋代的士大夫有“自觉精神”。他说，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得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体现。

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士大夫精神还会以与当局的“不合作” 的形式表现。东汉末年，士人中间“清议”之风盛行，所标榜的是“风节名士”，“名士”往往通过“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行为，“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上议朝政，下讥卿士”，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政治的责任感，表现出一种积极入世、敢于与黑暗政治势力抗争的精神。然而由于党锢之祸，很多名士被杀害。以后又因军阀混战，政权频繁更迭，造成“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恐怖局面。他们面对祸福难卜的政治现实，对功名利禄避之唯恐不远，对高官宠爵逃之只怕不速。他们认为躲避政治迫害的最好办法就是少讲话，不讲话，或者讲一些无关痛痒的废话和模棱两可的“玄言”。于是，名士们由“清议”转向“言及玄远”的“清谈”玄学。这些名士言词高妙，精神超俗，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

明陈洪授《摘梅高士图》，天津博物馆藏。

魏晋时期的士大夫更多的是发现、寻找个体自我的价值。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文人士大夫津津乐道的话题和追崇的典范。魏晋名士以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为代表，尤以竹林七贤最为著名，魏晋名士风度指的就是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的社会形象。在这一时期的正史和笔记野史中，人们往往以“儒玄并综”“好论儒道”来评价人物，推崇“傲然独得，任性不羁”或“喜怒不形于色”的气质。这种魏晋风度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他们的言谈与仪表以及由此反映的文化素养与精神状态，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面貌。社会动荡迷茫，名士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乱世。于是，摆脱名教而自命通达，成为当时的流行风尚。

所以，入世与出世，达或退，追求建功立业与隐逸自得，是古代士大夫们面对现实生活的两种选择，而归根结底都是出于同样的士大夫的价值理想。(www.daowen.com)

【注释】

[1]张立文主编，陆玉林著：《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2]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3]傅乐成：《中国通史》上册，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页。

[4]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4页。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0 — 42页。

[6]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页。

[7]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