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传承发展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的。西周时，教育体制已初具规模。西周学校制度是典型的官师合一类型，体现着“学在官府”这一基本特征。“当时的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官师合一。当时所有的典籍，皆藏于官府，只有掌握某种典籍的官，才能熟知相关知识而以之教人。例如太史掌有关礼的典籍，而礼又是当时最重要的教育科目之一，因此太史便是以官兼师的。二是受教育者只有贵族而无平民。”^[3]

周代国家机构设官分职，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方面都有专设机构和专设人员来从事管理。为了管理的需要，制定法纪规章，有文字记录，汇集成专书，由当官者来掌握，这种现象，历史上称之为“学术官守”，并由此而造成“学在官府”。

由于只有官府有学，民间私家无学，所以要学习专门知识只有到官府之中才有可能。西周的教育制度决定师者必为官或退仕。西周宫廷之中的重臣太师、太保、太傅，既是国君的辅宰，又是国君的老师。吕思勉把他们称作太学中之“三老”。太师，导之教训；太傅，傅其德义；太保，保其身体。三公既有分工，又紧密合作。

国学、乡学和宫廷教育的情况基本相同，也是亦官亦师。国学由大司乐（大乐正）主持，他是国家的礼官，负责宗教祭祀与国家典礼之事。大司乐下面还有许多官员分掌其职。他们既是国家的正式官员，又是国学的教师，承担国家的教育工作。乡学的教师，也都由国家及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兼任，由大司徒主持。除大司徒外，还有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等等，他们都是地方乡学的主持者和教师。还有退休的大夫与士，也直接担任乡学的教师，称之为“父师”“少师”。

西周时，天子控制着文化教育大权，也垄断着学术。宗室京畿，是各国贵族子弟游学的地方，集中了大量图籍和人才，不但是全国最高学府的所在地，也是全国文化教育的中心。西周的学问是贵族之学，贵族是西周的主要知识群体。但自进入春秋以后，人才四散，图籍流失，最高学府徒负其名，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也转移到别的地方。

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势力大为削弱，国库匮乏，无力支撑庞大的政府机构，不少人因此而丧失官职，只得离开王室分散到各诸侯国去谋生。天子因此失官，周官外流。《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记载，柏常骞离开周室到了齐国，问晏子：“敢问正道直行则不容于世，隐道危行则不忍，道亦无灭，身亦无废者，何若？”柏常骞说自己是“周室之贱史”，为守学术之王官，于今则沦落。再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祖先司马氏，原是世代掌管国史的。为了逃避京城内的动乱，太史司马氏便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并将有关的周史资料、编史的经验以及天文、地理等知识传授给晋人。司马氏的子弟又再分散到卫国、赵国和秦国。

周王室的内讧，是失官的一个原因。周景王二十五年（前520），周景王死，周敬王立，景王的长庶子王子朝起兵争夺王位。4年后，即周敬王四年（前516），王子朝失败。《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王子朝一批人“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将周王室所藏的图书文献洗劫一空，带着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和一批丧失官职的人逃到了楚国，同时还带走不少有专门知识技能的王官百工。这次迁移史称“典籍南迁”，是东周文化规模最大的一次迁移，对楚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楚国从此成为文化中心之一。(www.daowen.com)

春秋中期，郯国的国君到鲁国访问。孔子曾向郯子请教郯国的历史，即为什么郯国的祖先称作“少昊氏”？郯子回答得头头是道。事后，孔子对别人不胜感慨：古代官名的沿革，本只有王室的史官才清楚，如今连远方的小国郯国都知道自己祖上受封官名的历史，这使我确实相信“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了。

钱穆说：“史官随着周天子之封建与王室之衰微，而逐渐分布流散于列国，即为古代王家学术逐渐广布之第一事。”^[4]冯友兰概括当时“天子失官”的情形说：“在社会政治瓦解过程之中，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这些人可能自己就是贵族，或者是以一技之长服侍君王诸侯、获得世袭官职的官吏。……先前的贵族官吏，散落民间后，凭他们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开馆招收生徒，以维持生计。这些传授知识、发挥议论的私人教师，就成为‘师’。这是‘师’与‘吏’分离的开始。”^[5]

五代周文矩《文苑图》，故宫博物院藏。

天子失官，文化学术随之下移，包括官学中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也逐渐向民间传播，从而使很多的人掌握了知识和技艺。从周室逃离到各诸侯国的官员，以文官居多，其中多数是有知识、有技能的。管仲曾建议齐桓公利用民间通晓一些技艺的人，即所谓掌握“五官技”的人，请他们帮助齐国在治政和理财上出谋划策。这说明周代官学中的某些课程内容，已经在春秋初期散传到民间了。

余英时指出，春秋时期，“两周的礼乐秩序进入逐步解体的阶段。维系着这一秩序的精神资源则来自诗、书、礼、乐，即后来所说的‘王官之学’。‘突破’后的思想家不但各自‘裂道而议’，凿开‘王官之学’的‘浑沌’，而且对礼乐秩序本身也进行深层的反思。”^[6]这样看来，“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并不是文化的颠覆，而是文化的扩散。就是说，西周时期由王室控制和垄断的各种文化形式，在春秋时期，被解放出来，走进了民间社会，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而有了更多的传承方式。这一点认识，对于了解春秋时期的文化变革的性质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