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私人藏书始于西周后期。春秋时期，私人讲学兴起并逐渐兴盛，因此也出现了公家和私人的藏书事业。在南北朝时期，有任昉、王曾孺、张缅等收藏万卷的藏书家，沈约、萧纶等人家藏2万卷，萧统、萧劢有书3万卷，梁元帝萧绎“聚书四十年，得书八万卷”（《金楼子·聚书篇》）。但在汉到宋的一千多年间，每有战乱，例如魏晋南北朝割据、隋末起义、安史之乱等，或京城都邑的朝迁，官府的藏书大多散佚，有的几乎焚毁殆尽。私人藏书却可避战乱而迁移，故损失较小。

唐代的私人藏书很发达，不少都在万卷以上。唐代出现了私人藏书楼的建筑，如李泌“构筑书楼，积至三万余卷”（《困学纪闻》）。田弘正“于府舍起书楼，聚书万余卷”（《旧唐书·田弘正传》）。还有李沈在江夏建万卷书楼。徐寅在莆田建万卷楼，白居易作池北书库，孙长儒为楼以储书。藏书室有命名，大概也是从唐代开始的。

宋代私人藏书有了空前的发展。宋代是我国官私藏书事业繁盛发展的时期，藏书数量超越了前代藏书量的总和。私家藏书远胜于唐，藏书家数量也空前庞大，这些藏书家或广建楼阁，或辟室设斋庋藏典籍。

宋代刻书业发达，书籍品种多，价格低廉，给私人藏书提供了方便。苏东坡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写道：“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上自宗室公卿，下至四方士民，私家藏书蔚然成风。当时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藏书2万卷以上者有数十家，仅浙江湖州一地，拥书数万卷的藏书家就有七八家。

《汉书》书影，宋嘉定十七年（1224）白鹭洲书院刻本。

宋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宋真宗朝的儒臣钱惟演，家储文籍侔于秘府。赵安仁所得禄赐，多以购书，家藏书籍，有许多是三馆书库所缺的版本。宋绶、宋敏求父子是著名的藏书家，父子两代藏书积至3万卷。宋敏求不仅藏书，也经常校勘书籍，其家藏书大多校三五遍，故当时人藏书都以他的书为善本。北宋藏书家楼钥，人称其“自六经至百家传记，无所不读”，家中藏书万余卷，藏书楼名“东楼”。苏颂是宋代有名的学者及私藏家。苏颂之孙苏象先称：“传写秘阁书籍，每二千言，归即书于六册。家中藏书数万卷，秘阁所传者居多。”眉山孙氏书楼自唐代移来四川即有藏书，一直到宋末，藏书楼尚在，足可见藏书之富。

宋代私人藏书家大多是大学问家或大文学家，他们藏书丰富，据南宋末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二所列举的宋代藏书丰富的20多家中多者5万多卷，超过了秘府。据台湾潘美月《宋代藏书家考》一书所载，宋代全国有藏书家128人。两宋时期，全国私人藏书家中藏书超过4万卷的有8人，其中浙江就有4人，占了一半，分别是：贺铸藏书至10万卷，叶梦得藏书10万卷，陈振孙藏书5.1万余卷，周密藏书4.2万卷。

宋代浙江还涌现了沿袭三世的藏书世家：山阴陆宰、陆游、陆子遹三世藏书累积达数万卷，绍兴十三年（1143）诏求天下遗书，陆宰献呈的就有1.3万余卷。陆游在一首诗中说：“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他晚年归隐山阴，书斋名“老学庵”。明州史浩、史弥大、史守之三世藏书，史家与楼钥都是当时浙东藏书大家，并称为“南楼北史”，历来为人们所称颂。湖州周珌、周晋、周密三世藏书，冥搜极讨，不惮劳费，藏书达4.2万余卷。

古代藏书家向来推崇一种好的传统，就是把藏书作为“传薪” 的手段，并以亲自为传递知识出力而自豪。苏轼在《李氏书房藏书记》中记载北宋早期私人藏书家李常“藏书凡九千余卷”。为了使藏书发挥较大的作用，提供后来者“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他把所有私人藏书献出，置于公共场所，供人阅读。南宋南阳公将一生收藏2万余卷，不传亲子，而转交他人托管。南阳公说：“某老且死，有平生所藏书，甚秘惜之。顾子孙稚弱，不自树立。若其心爱名，则为贵者所夺，若其心好利，则为富者所售，恐不能保也。今举以付子，他日其间有好学者归焉。不然，则子自取之。”（《郡斋读书志自序》）书是珍爱之物，是财富，但这笔财富不必私人独占，也未必传亲子。藏书传学授业，赠予同好，物尽所能，胜于亲子之情。

有些藏书家不但善于藏书，还开始编纂图书目录，对藏书进行记载，这有利于藏书的保管和流传。南宋著名藏书家晁公武出身书香世家，少承家学，浸耽群书。他在为南阳井度属官期间，曾帮助井度编书、刻书，结下了深厚友谊。井度罢官后，将藏书50箧赠予晁氏。他以井度赠书为基础，结合自己原来的收藏，“除其重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绍兴二十一年（1151），又在任官闲暇，“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完成了《郡斋读书志》20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对于后世目录学影响很大。其收入图书1492部，基本上包括了宋代以前各类重要的典籍，尤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更为完备。(www.daowen.com)

明代私人藏书大为盛行，藏书家辈出。明代藏书家有427人，仅浙江一省就有80多家。明代著名的藏书家有宋濂、杨士奇、叶盛、杨循吉、李开先、王世贞、赵琦美、毛晋、祁承㸁等人，皆藏书数万卷，有的达10万卷以上。

明人藏书，特别重视古籍的收藏，尤其喜爱宋版书。他们给予宋版书很高的评价。高濂在《遵生八笺》中称：“宋之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说：“藏书贵宋刻，大都书写肥瘦有则，佳者有欧、柳笔法，纸质匀洁，墨色清润。”万历十八年（1590）的端午节，罗文瑞在友人处看到了宋代周密所著《草窗韵语》，他提笔在护叶上赞道：“有此宋版佳刻，世所罕见，当为法帖中求也。”以书籍为法帖，反映了晚明文人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艺术眼光看待书籍，除了内容之外，书的视觉形式和美学价值也得到重视。

收藏古籍的风盛，出版业和图书市场的发达，催生了一大批藏书家和藏书楼，成为明代一道文化景观。

在晚明的藏书家中，祁承㸁很有名，号称藏书“富甲江左”。祁承㸁乐于汲古，藏书极富，建藏书楼名“澹生堂”。嘉兴人自古“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田野小民皆教子孙读书”。明代是嘉兴私家藏书的鼎盛时期，藏书家、藏书楼遍布广阔的城镇乡村，同时出现了一大批声震全国、誉满中华的藏书大家和藏书名楼。嘉兴藏书家身份涉及官员、商人、学者、布衣等社会各个阶层，著名的藏书家有沈启原、项元汴、项笃寿、高承埏、周履靖、冯梦祯等。

在明代藏书楼中，最著名的是宁波的天一阁。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5]

天一阁是明朝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私家藏书楼。范钦是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酷爱典籍，为官多年，每至一地，广搜图书。平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7万余卷，尤以方志、政书、科举录、诗文集为特色。范钦同邑另有位藏书家丰坊，范钦与之交往甚善，并常去丰坊的万卷楼借阅抄录。后万卷楼不幸遭受火灾，丰家无意续藏，劫余之书多让归范钦。范钦最早的藏书楼名为“东明草堂”。面对数万卷藏书，致仕后的范钦亟须改进藏书楼的设施，于是便兴建了一栋藏书楼。范钦将新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

范钦藏书中以明代人著述或者编纂刻印的图书为主，反映了范钦偏好“时人之作”“下邑陋志”“三式之书”的志趣。在天一阁藏书中，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因为多系孤本，且收藏量丰富，故被视作天一阁的镇阁之宝，备受学术界推崇。如《军令》《营规》《大阅览》《国子监监规》《武定侯郭勋招供》等官书，属当时的“内部资料”，一般藏书家即便有意收藏，也绝非轻易可以觅得。范钦还依托天一阁丰富的典藏资源，进行一些著述、编书和刻书等活动，编辑了自选集《天一阁集》以及《范氏奇书》等书籍。

据有关文献记载，范钦去世前，将家产分为藏书和其他家产两部分。长子范大冲自愿放弃其他家产，而继承了父亲收藏的7万余卷藏书。范大冲制定诸条保管法则及入阁观书规定，约同有子孙共同管理，凡阁门及书橱钥匙分各房兄弟掌管，非各房钥匙齐集，不得开锁；并以“借人为不孝”之条律加以约束，管理甚严。在阁前立碑铭刻禁令：“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罚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至此，“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条律，使“天一阁”藏书保存达数百年。到清康熙年间，是天一阁藏书最为丰富的时期，达到5000余部7万余卷。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定香亭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