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历史典籍和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保存。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用纸制作技术改善和使用，纸逐渐代替木简策成为图书的主要形态，给图书的抄写和编纂带来了廉价和轻便，促进了公私藏书的发展。

北朝周武帝时，积累书籍已满1万卷，灭齐得新书5000卷。隋朝建立时，所收书籍仅1.5万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殊缺”，“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隋灭陈后，又得一批江南图书。分散的书籍集中在朝廷，今存共有3.7万余卷，含重复本达8万卷。

北齐杨子华《校书图》（局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隋朝两帝曾大规模组织抄书，国家藏书至30万卷。隋朝建立后， 隋文帝采纳牛弘建议，广泛征集儒学经典。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完毕，原书归还本主，由此搜得不少异书。隋文帝又使人总集编次，称为“古书”。“选工书之士，补续残缺，写出副本”，与正本同藏宫中。隋炀帝时，又将儒学经典加以整理分类，分为甲、乙、丙、丁四组，分统于经、史、子、集四类，成为后来史籍分类的正统方法。炀帝将所有书藏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乙，西厢藏丙丁。殿后起二台，东为妙楷台，藏魏以来书家手迹；西为宝迹台，藏古画。

隋末动乱，典籍和文献遭到严重破坏。唐初，京师长安的皇家藏书“典章湮散”，“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高祖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攻占洛阳。隋朝在东都的藏书和目录，都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遗憾的是，在水运赴长安时，经黄河砥柱覆舟，图书损失十之八九，目录亦被河水“渐濡，时有残缺”。这时，在长安嘉则殿的隋朝藏书有8万多卷，加上从东都水运残存的8000多卷，就是唐朝所得隋皇室藏书的总数。

隋唐时期藏书之盛，反映了当时文化发达的盛况，也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唐太宗采取了很多措施，组织力量收集整理和研究古籍，其中见诸史籍记载的较大规模的组织工作共有4次：

第一次武德九年（626），“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以本官兼学士”（《资治通鉴》）。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实际上就是研究和整理古籍。弘文馆中还有“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第二次是贞观二年（628），充实加强秘书省。第三次是贞观四年（630），太宗命颜师古、孔颖达等组织整理五经。第四次是贞观十三年（639），太子“东宫置崇文馆”，馆内有校书二人，掌校整理宫中四库书籍。在东宫还设有司经局，也是专门整理东宫经籍的机关。

秘书省是国家“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的常设机构。唐太宗授“通贯书术”的魏徵为秘书监，“命秘书监魏徵写四部群书”，并批准“魏徵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旧唐书·魏徵传》）。又“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旧唐书·儒学》），协助整理。在魏徵主持下，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经过系统整理，形成颇具影响的《隋经籍志》4卷，高宗时，录入《五代史志》，后编入《隋书》，始称《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依隋朝《大业正御书目录》为底本，“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至于隋朝已亡而南北朝尚存之书，则以“梁有……今亡”的小注标明，可以了解隋朝以前图书的情况。在编排上，采取“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的办法，“各列本条之下”，也即按类编制。内容“疏远”者则“离”为不同的类别，内容“近密”者则“合”编在一起，然后对同一内容或同一体例的图书进行简要概括，叙其沿革、变化，指出每个部类与学术史的关系。在分类上，将全部图书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每一部类之下又分若干类。这一分类法，基本上被沿袭了千年之久，迄今仍为我们编排古籍所遵循。魏徵改职之后，李世民又“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让他们“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新唐书·艺文志序》）

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整理，到玄宗时期，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两者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共有8万多卷。

集贤殿书院的主要职能是为政府修书。开元五年（717），收集天下典籍，在乾元殿整理，设各种专职整理和管理人员。六年（718），乾元殿更号丽正修书院，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并于光顺门外亦设一丽正修书院。十三年（725），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两所丽正修书院均改为集贤殿书院。集贤殿书院职责分明，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等。(www.daowen.com)

集贤殿书院主要是一个刊辑编定经典，帮助帝王了解经典史籍的官方学术机构。袁枚《随园随笔》说：“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唐代集贤殿书院除了具有收藏整理图书、荟萃才俊、纂辑著述、侍讲顾问等职能外，还兼有聚徒设教的职能，有其特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

集贤殿书院藏书总数达八九万卷，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它同时又是当时中央最庞大的文人贤才荟萃之所，兼有国家图书馆和研究院的性质，并编修著译了《唐六典》《开元大衍历》《初学记》《大唐开元礼》等20多种著作，内容涉及经学、史学、目录学、典章制度、音乐、历法、类书、佛道、文选学、文集等多种门类。其中有不少是卷帙浩繁的典籍，编纂、校刊、抄写的工作量非常大，单靠学士与直学士若干人和修撰、校理官数人是难以胜任的，因此又配有“书直”及“御书手”100人。由于“直书”和“御书手”抄写的是皇朝重要典籍，仅书法优美还不够，还须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掌握必备的文史知识，才不至于在校理抄写典籍的过程中出差错。

唐太宗还积极鼓励学官对经籍进行撰集和注释。太宗因“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命魏徵与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编选一部“务乎政术、存乎劝戒”的选本。贞观五年（631）九月，编辑完成，总共50卷，这就是《群书治要》。太宗称赞说：“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同时，敕皇太子诸王各传一本。史家多称：“古籍之精华，略尽于此。”后来魏徵又撰成《类礼》50篇20卷。国子博士徐文远撰《左传义疏》60卷，国子博士陆德明撰《老子》15卷、《易疏》20卷、《经典通释》30卷，并行于世。许叔牙撰《毛诗纂义》10卷。

宋初崇尚文治，重视图书文化事业。建国初，因袭唐制，设立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收藏图书1.2万余卷。平息蜀国、江南等地的纷乱后，又得蜀书1.3万卷，江南书2万余卷。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八月，诏求亡书。凡献书者，经学士院考试吏理，凡堪任职官者，多委官任职，或赐以科名。得献书1228卷。

宋太宗时更重视图书的收编和收藏，把访求图书典籍，视为国家“致治之先，无以加此”。太平兴国三年（978）另建三馆书院，赐名崇文院，正副本藏书总数达8万余卷。淳化三年（992）建秘阁，专门收藏三馆正本及古画墨迹。秘阁建成后宋太宗亲书赐额，幸阁视察，并召武将观书，以使武臣知文儒之盛。

此后历朝皇帝对书籍的收集和整理也都十分用心。真宗晚年又建天章阁收藏太祖、太宗御集，并为两宋历朝皇帝因袭为例。

国子监是重要的图书印制、收藏场所。宋初国子监藏书，不过4000卷，到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阅书库中藏书已达10余万卷，45年间增加了25倍。图书文化事业的繁荣，为教育的发展普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时的国子祭酒邢昺指出：“臣少时业儒，每见学徒不能具经疏，盖传写不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宋史·邢昺传》）

宋《景德四图》之《大清观书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国家藏书事业出现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并由此带动和影响了其他三大藏书系统（书院、寺观和私人藏书）的飞快发展。

金兵攻陷东京后，北宋历朝所收藏的书籍毁于一旦。南宋建立后，高宗即下诏搜集亡书。孝宗淳熙五年（1178）编的《中兴馆阁书目》，收书44486卷。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编的《中兴馆阁续目》，又得14943卷。南宋时期，由于刻书事业很发达，当代著述多，所以藏书比北宋尤丰。《宋史·艺文志》著录图书9919部，119972卷，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以前各代。

明朝继承了历代王朝重视收藏图书的传统。早在明太祖时，就初步建立了明代官府藏书体制，尽藏宋、辽、金、元的国家藏书。明成祖派员访求，募购天下书籍。他还常到便殿阅览图书。他曾经说：“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明朝迁都北京后，建文渊阁，皇家藏书续有扩建。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等人清点文渊阁藏书，编《文渊阁书目》，收书7000余种4.32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