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的刊刻成为一项盛大的文化事业，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为了适应政治和文化的需要，许多政府机构、单位、书坊和个人都积极从事刻书事业。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刻书开始兴盛起来，刻书最多的是仁宗时期，许多大部头书籍，如七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和《周书》）和医药书，都是这一时期刻成的。南宋时期刻书更为繁荣，官府、官员、民间书坊都从事雕版印刷，印本书籍广为流传。

宋代刻书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种类型。

官刻就是由中央官府和地方官府经营管理的出版印刷机构，主要刻印刑典、儒家经典、史书、正经，还校刻了不少医书。宋代中央政府刻书单位很多，有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和校正医书局等。其中国子监刻印的书最多、最有名，后世称为“监本”。宋太宗年间雕刻的佛教《大藏经》，是世界上最早雕印的卷幅浩大的佛经。北宋官刻书籍以中央为主，南宋则以地方为主，各路盐茶司、漕司、转运司、计台司、提刑司等都有刻书，各州学、县学和书院也都有刻书。

宋代的印书作坊。

私人刻本是指私人资助刻印书籍，不以营利为目的，包括私宅、私塾、书坊、书棚、书肆等。如寺院、道观、祠堂等用集体出资或募捐得款雕刻之书，都称为民间刻本。宋代的私刻本极为普遍，主要集中于经史、诸子、文集，医书和科技方面的著作比较少。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是南宋时宋慈自撰自刻本。他根据自己任法官时的办案经验和前人办案资料，于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编成此书，并出资刻印。

民间书商刻书，后世称为“坊本”。书坊古称书肆，是卖书兼刻书的店铺。宋代书坊刻书特别盛行，几乎遍及全国，有记载的南宋刻书地点就有170多处，尤其是开封、杭州、衢州、建宁、漳州、长沙、成都、眉山等地，书坊林立。仅南宋临安有铺名可考的书铺就有20家。“这些书铺刊刻的书籍五花八门，经史子集，无所不有，其雕版、印刷、校勘、装帧等，在全国居于最高水平。”^[4](www.daowen.com)

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古籍，不少是宋代雕印流传至今的。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即是北宋时期刻版印刷的；《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都是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刻成的。此外传世的宋刻本还有《说文解字》《尔雅》《文选》《资治通鉴》等。

明代刻书业和图书市场十分发达。明政府一贯重视书籍的刊刻印行，“丙午五月庚寅，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洪武元年（1368）八月，诏除书籍税。永乐皇帝也称：“置书不难，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到了仁宣时期，“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在政府的长期支持和倡导下，明代社会藏书、刻书风潮涌动。

明代图书的出版分为官刻、家刻与坊刻三种。隆庆、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些商业比较繁荣的江南城镇，出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书坊。其中仅南京一地就有150余家书坊。商业出版因此空前繁荣，图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商品流通领域。

从嘉靖年间开始，很多书坊开始刊行白话小说，如《西游记》就是在嘉靖时成书并刊行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虽然成书于元末明初，但其广泛刊行也是始于嘉靖年间。到万历年间，白话小说的出版达至鼎盛并持续至明末，《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依然被各大书坊争相刊刻。《三国演义》《西游记》刊刻后，一大批历史演义小说、神魔小说创作出来并很快得以刊行，兴起了一个高潮。一些书坊还组织编纂和刊刻了三大名著的续本，如《西游补》《续编三国志后传》《后水浒传》等。晚明反映普通市民阶层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的世情小说的刊刻更是异常繁荣，其中长篇以《金瓶梅》为代表，短篇小说集则以“三言”“二拍”为代表。为了与大众流行出版物相区别，文人雅士则积极设计刊刻将诗、书、画、印等艺术形式结合起来的书籍。

刻书业的发达与图书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大都市书肆都比较集中，形成了作为图书交易中心的书市。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对当时国内四大书籍交易中心作了详尽记述：“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