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史学发达，全世界唯有中国最突出。我国古代史料丰富，是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强大凝聚力和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史学典籍把中国的世代兴衰记于文字，为中华文化的延绵传承创造了重要的载体。这种恢宏的历史工程是在秦汉文化盛世中，以司马迁的《史记》奠基的。我们常说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历史意识强，历朝历代都有官方的修史事业，几千年前的事情都有记载。这种历史意识就是“传之后世”的自觉意识，就是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感。

在很久以前，大约是在商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历史的书写。商代已有史官，其职责之一是“作册”。《尚书·多士》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也常提到典册，这些典册当是出自作册官员之手。作册是一种奉行王命制定典册的重要官员，西周以后也称作“作册内史”或简称“史”。周代太史寮主管宗教祭祀、册命文书、辅保教育诸事，西周初年由召公奭执掌。太史寮属下的大史是史官之长，其地位和职责十分重要。太史寮主要掌管王国文书的起草、册命诸侯卿大夫、编著史册、管理天文历法、宗教祭祀、图书典籍等事业。三代之后史官之设更加系统，不只是最初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更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诸多名目，分工有差。

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古人少有私人化的著作，但古人并没有离开具体的事情而空谈道理，因而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钱穆就说，《诗》《书》“早已是一种极好的史料”^[7]。

《书》就是《尚书》，也称《书经》，被列为传统儒家经典之一。“尚”即“上”，也就是上代以来之书。《尚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人文精神的重要来源。《汉书》说《尚书》取材的时代是“上断于尧，下论于秦”，说其所述历史久远。司马迁在作周史时，就以《尚书》为主要依据。

中国士人很早就有重视治史的传统。中华文化的有效传承，与这种治史传统密切相关。在春秋战国时期，当书写成为比较方便的记述形式的时候，人们最初写作的大都是史学著作。《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比较重要的史学著作。

《春秋》本是各国史书的名称。史官记事，本是编年体性质，一年四季所作之事都书于简牍，但不能全举春、夏、秋、冬四字来作为书名，于是概举“春”“秋”，以包括“夏”和“冬”。孔子说它见过百二十国《春秋》，墨子也曾说“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当时修撰国史是普遍的情况。但各国的史书都已亡佚不存了，今天所见到、被收入《十三经》中的《春秋》，是鲁国的史记。鲁国的《春秋》，因经孔子整理而入于“六经”，即孔子作为教授弟子的“六艺”之一，因而被保存了下来。《春秋》被后世奉为儒家的一部经典，一直备受重视。唐人刘知几称此书“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史通·六家》）。

传说孔子在删订《春秋》的时候，下笔非常慎重，可以说每一个字都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表明了孔子对事件、对人物的表扬或批评。后来就有了所谓“春秋笔法”之说。“春秋笔法”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所以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笔法”即微言大义的创作方法对后世有着巨大影响。后世文人常把《春秋》的写作风格——行文简要以及暗含褒贬奉为写作的圭臬。

我国历代的历史著作大都注意史实，尽量利用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仅以某些事件作为例证来发挥自己的见解，很少有空洞说教之作，因而史料价值很高。不过，“史书的记载，特别是《春秋》的记载，是为了从中吸取统治经验和教训的，因此史官在记载历史时，无论内容和措辞，都必须着重于‘劝诫’，于是有所谓‘《春秋》笔法’。所谓‘《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左传》成公十四年）。为了达到‘劝诫’的目的，除了讲究措辞外，还要称引当时贵族中知名人士的评论，也还要用‘君子曰’来加以评论。现存的春秋史书《左传》和《国语》，都有‘君子曰’的评论。此后历代史学家，往往沿用这一体例来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8]。

中国正史的创建则始于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史记》是一部通史，记事以黄帝开篇，迄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共3000年左右。司马迁在这部恢宏的巨著中，描绘了极其广阔的历史画面，揭示了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在时间上、空间上和人事活动上极大地开阔了人们认识历史的视野，反映了他对历史的整体认识和深刻理解，以及表述这种理解和认识的杰出才能。它不仅是我国古代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历史的总结，也是司马迁意识中通贯古往今来的人类史、世界史。在这个无比宏大的结构中，包含着从根本上、整体上探究和把握人类生存方式的意图。如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中所言，他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不仅是汉代最伟大的著作，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梁启超曾评论说，《史记》“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此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续的。非至秦汉统一后，且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则此观念不能发生。而太史公实应运而生。《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9]。

《史记》书影。

汉代以后，《史记》的学术地位不断提高，被尊为正史之首。历史学家白寿彝称司马迁是“笼罩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大师”。他指出：“通观司马迁《史记》一书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提出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只是自己的工作要求，而且是提出了历史工作上的中心问题，并且他作出了空前的成就，为此后的历史学者指出了途径、提供了学习的榜样。”^[10]

《史记》之后，又有东汉人班彪、班固和班昭两代人撰著的《汉书》。《汉书》是我国第一部宏伟的王朝史，它以西汉王朝兴衰为断限，包含了西汉王朝的全部史事，首尾完整，始末清晰，资料丰富。《汉书》首创断代史的体例，包举西汉一代，后世官修纪传体断代史，多以《汉书》为依据。唐代学者刘知几评论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史通·六家》）

《史记》《汉书》是汉代史学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巍巍双峰。它们的卓越，不仅表现为体裁组织的完善，史实记载的翔实，更反映为其史学思想的深刻高明，文化影响的弥久深远。从这两部反映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历史巨著的问世开始，中国封建王朝历史撰述的主要形式即正史的格局便确立下来，其流泽所布，历久不竭，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www.daowen.com)

汉代以后，官私修史并存，尤其是魏晋，私人修史很发达。唐建立统一政权后，为政治上的需要，加强对修撰前代史和当代史的控制，尤其是当代史，中唐以后完全是官修。唐朝建立完备的史官制度，宰相监修国史的做法以后历朝亦成为定制。由于制度完善，史职地位提高，史官遴选较严格，任职时间亦较长，对史料的记录、保存、整理以及史书的编修都起了积极作用。此后这种官修体制成为定制，一直延续不断，形成了庞大的“二十四史”记载系统。

【注释】

[1]樊树志：《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页。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0页。

[3]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

[4]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98页。

[5]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193页。

[6]杨渭生等：《两宋文化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7页。

[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4页。

[8]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63页。

[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20页。

[10]白寿彝：《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