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在文字出现以后形成的最实用的文学形式。经过春秋战国时期书写材料的革命，才形成了散文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在中国古代文人看来，写文章并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正如诗歌创作是为了“言志”“永言”，文章的创作是为了“道”，就是为了传达“天道”，传承儒家思想的圣人之“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目标和宗旨。

战国时期，随着士阶层的兴起，文学由官方的文告、集体的著述逐渐发展为个人的独立创作，出现了诸子散文和《春秋》《左传》《战国策》这样的史学名著。中国古代散文历史中，先秦散文为第一个大高潮，这个时代的散文影响极为深远，后来中国的一切散文传统，莫不与之相关联。荀子最先提出“文以明道”。汉代的扬雄进一步提出遵循自然之道的问题，并认为儒家的圣人及其经书能够最好地体现自然之道。所以，又把明道与“宗经”“征圣”联系起来。

在汉代，散文创作又一次出现高潮，论说散文式样丰富，风格多样，品类繁多，名作如林。特别是班、马史作，晁、贾文章，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司马迁的《史记》，鲁迅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完全可以称为中国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

“明道”思想对以后的南朝刘勰产生了直接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设有《原道》篇，更加明确地论述了“文以明道”的问题：“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强调了“文”是用来阐明“道”的。

到唐代，散文创作更加丰富。中唐时，形成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提倡继承两汉散文的传统，以三代两汉的古文取代近世泛滥文坛的骈文。古文运动的成果，不仅表现为中国文体史上由骈体向散体的变化，而且促成了文学散文创作的繁荣。唐代古文运动及其代表韩、柳的散文作品是散文发展的第三个高潮。

唐代古文运动反对六朝文学的绮靡之风，把“文以明道”作为理论纲领。古文运动的先驱柳冕说：“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韩愈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概括“文”与“道”的关系时说：“文者，贯道之器也。”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所尊崇的“古道”即尧、舜、禹、汤、周公、孔、孟之道。柳宗元也主张“文以明道”，他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www.daowen.com)

“韩、柳以自己的实践为古文创作树立了楷模，他们更广为号召，奖掖后进。时风所会，一时波趋云委，古文创作笼盖文坛。”^[5]到了宋代犹然气势不衰，其中的领袖人物，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宋代六家在反对绮靡僵化的骈文的同时，师承韩愈的“文道合一”，他们的散文有感而发，注重世功，鲜明体现了文道结合的主张，大都紧密地反映社会现实，指陈时弊，尖锐深刻。而“以‘唐宋八大家’为标志的古文革新，以其丰茂华赡的创作和清劲明确的理论，指引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古文创作的道路，成为文言文创作的主流”^[6]。

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人，他说：“文所以载道也。”（《通书·文辞》）周敦颐又说：“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通书·文辞》）南宋理学家朱熹则把“文”看成是“道”的附庸和派生物，他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又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答吕伯恭》）他主张“文”统一于“道”，“道外无物”，没有离开“道”而存在的“文”，“文”是“道”的表现形式或反映。

欧阳修主张从日常百事着眼，“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并且还主张“载道”要能“载大”，即反映历史上和现实中与国家、社会有关的大事件，唯有“载大”，才能“传远”。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大力反对形式主义的作品，主张明道致用。黄宗羲提出：“文之美恶，视道合离。”（《李杲堂墓志铭》）顾炎武认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日知录》）

清代章学诚对六朝以来关于“文”与“道”关系的讨论作了总结，他的《文史通义》有《原道》三篇，专门论“道”。他反对“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做文章要从实际出发，合乎时代的需要，使“文”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这样的“文”就符合“道”的要求，并达到“文”与“道”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