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社会后期，开始出现了许多变化。王室日渐衰落，而一部分诸侯士大夫的势力则开始膨胀，社会矛盾也在逐步加剧，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社会各个方面的矛盾层出不穷，西周前期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遭到破坏。王室统治式微，王室与诸侯的矛盾加剧，“诸侯不朝”的记载不绝于书。王室内外大大小小的贵族已开始分化，其中有人集中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土地和奴隶，有些贵族则逐渐失去了其原有财富而破落下去。

这些变化，归根结底是封建制度的破坏，是社会制度发生了变革。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的变法改革，都是围绕着改革改变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进行的。孔子惊呼“礼崩乐坏”，就是指的原来由周公制定的社会制度、礼乐制度被破坏了。此后，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的争霸、战乱和兼并，到秦始皇时，最终实现了新的统一。

但这时候的统一，是建立在新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并不是回到周代的封建制的统一，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大一统的统一。

公元前221年，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在一代雄主嬴政的领导下，经过10年的统一战争，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完成了统一的大业，结束了自春秋以降几百年诸侯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秦始皇不仅兼并六国，还进一步在秦、楚两国经营西南少数部族地区的基础上，完成西南地区的统一，在那里设官治理；统一今浙江南部和福建一带东南沿海瓯越和闽越地区，设置闽中郡；统一今两广一带的南越地区，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又击退匈奴贵族对中原地区的扰乱，建置了九原郡。这样，秦建立起中华民族第一个“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其疆域，东至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幅员辽阔。这广大的地域，是秦以后历朝历代政治版图的雏形。

秦王政在灭齐的当年，下了“议帝号令”，要给他取一个新名号。秦王政选择了“皇帝”二字，并自称“始皇帝”，以显示至尊地位和“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愿望。与此同时，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把皇权神圣化的措施，把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印称为“玺”，皇帝自称为“朕”。

从此以后，“皇帝”便成为我国历代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谓。不仅如此，秦始皇还设计了皇位在家族内部世袭和建立皇帝个人绝对权威的各种办法，“这就决定了秦王朝的政治制度具有如下两个特征：即国家最高权力的不可分割性（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和不可转移性（皇位在本家族内世袭）。这两个特征乃是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条件。自秦王朝建立伊始，伴随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诞生，专制主义就成为与其不可分离的特点”^[5]。

秦王朝总结了战国以来各国的官僚制度，建立起一套适应封建统一国家需要的中央政府机构，即“三公九卿”制度，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建立创造了雏形，对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地方政权组织上，秦始皇废除分封诸侯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度。将全国分为36郡。后随边境的不断开发和郡治的调整，增至40余郡。郡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单位，县是秦朝统治机构中关键的一级组织，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机构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单位。县以下设乡，乡以下为里，是秦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www.daowen.com)

秦王朝在建立中央和地方政治机构和各种制度之后，还实行一系列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战国时期政治上的割据状态，正如许慎指出的，造成“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序》），区域差异严重。秦朝根据新的政治制度的需要，为了尽可能消除长期诸侯割据造成的地区差异，巩固政治上的统一，以战国时期秦国的制度为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思想、文字等统一工作，整齐划一了各项制度。

秦朝统一文化的举措，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为目的，也有力地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广阔地域的人们社会生活乃至文化心理的同一性，大大促进了全国各地的文化交往和文化统一，从而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秦汉时期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秦始皇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等一系列政策，旨在“匡饰异俗”，稳定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开创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度，却确定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格局。”^[6]后继的汉王朝则继续巩固和发展了全国的统一。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为中国历史的长期统一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秦汉时期，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王朝的公元前221年，经西汉，至东汉灭亡的公元220年，共历441年。这一时期是中华文化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以一个文明发达的国家闻名于世的开始。这一时期的文化意义在于，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制度文化样式，并由它直接选定了以后几千年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核，规定了文化繁衍的明确路径，也为中华文化特有的文化继承品质和民族文化心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秦汉统一帝国的建立，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开辟了新的局面。

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屡改，而族名无改。”^[7]秦的统一，给华夏族注入了新的血液，为华夏族向汉族的转化创造了条件。秦汉王朝各种有利于统一的措施，以及秦汉时期所宣扬的大一统思想，都为华夏族向汉族转化提供了物质的和政治的条件，实现了由华夏族向汉民族的转化。

至此，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形成了。与此同时，在汉族周围的其他民族也获得了迅速发展。在统一的国家中，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互相联系、互相融合，共同造就了秦汉大一统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