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代，已经确定了国家力量对于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国家、文明和城市在起源上是一致的。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代，就是国家开始形成并逐渐成熟的时期，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历史上的早期国家阶段。特别是到了西周时期，对于国家和社会制度进行了比较完备的设计和建设。这不仅便于社会的组织和管理，而且成为发展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发生和聚合的趋势。到了西周时期，这种汇聚、融合和一体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吴小如指出：“我们的先民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创造出独立的文明，早期中华文明呈多元发展趋势，而后经历漫长的兼并融合过程，逐步完成了从部族群落到国家的过渡。”^[1]而国家及其制度化的力量，对于促进文化的多元聚合又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国家的力量推动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文明得以持续传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我们在历史中不断看到的，各个朝代都对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有比较明确的自觉意识，并且在制度上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各个朝代都为传统文明的保存、传承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具体的工作。实际上，有了国家政权的支持和制度安排，使得中国文明比如孔子的儒学思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为历代国家政权提供了思想和文化的基础。

从新石器文化到夏、商、周三代文化，“中国文化格局一直处于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变中，多区域文化既有因独立而产生的对峙，又有因对峙而产生的征服，还有因政治征服而产生的文化交融。在这个漫长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进程中，文化的区域性逐渐减弱，中心性不断加强，最终形成一体的文化格局”②。到西周时期，多元性的文化创制，逐渐汇聚成一个文化体系。这条汇聚百川的文化大江大河，奔腾不息，具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www.daowen.com)

许倬云指出：“华夏文化体系，兼具坚韧的内部抟聚力，及广大的包容能力，遂使中国三千年来不断成长不断扩大，却又经常保持历史性共同意识。世界上若干伟大文化体系中有些有内聚力强的特质，如犹太文化系统；也有的包容力特强，如回教与基督教的两大系统。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却兼具两个特色，而且都异常强劲。”^[2]许倬云在这里提出华夏文化的内聚力和包容力两种基本性格，这种性格特征是在中国文化形成时期就孕育成型的文化特质。“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也正因为他体认了华夏文化的性格。儒家学说是华夏文化的阐释，儒家理想人格是执善固执，是以仁恕待人，这种性格，可称为外圆（包容）内方（执善），也正是华夏性格的化身。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而其成形期，正是在西周形成华夏文化本体的时候。”^[3]西周是孔子心目中的典型。

总之，三代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为中国未来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张光直指出：“夏商周三代明显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开始了文字记载，最终联合成的政体就是我们了解到那时最初形成的中国，贯穿于中国历史许多风俗习惯的基础也是在这个时期定下来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