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制礼，着眼点不限于诸侯，他较多关注下层庶民。周公有鉴于夏商亡国的教训，提出“敬天保民”方针，主张重民、顺民、惠民，尤须教民，“明德慎罚”，达到“作新民”的目的。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乃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而其谋虑“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周人将道德建设作为国家机器的主要职能之一，希冀把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乃至庶民纳成一个道德之团体，稳步推进整个国家道德建设的水准，达到天下大治。

在平三监之乱后，周公封胞弟康叔于商都朝歌。他告诫年幼的康叔：商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纣王酗于酒，淫于妇，以至于朝纲混乱，诸侯举义。他嘱咐说：“你到殷墟后，首先要求访那里的贤人长者，向他们讨教商朝前兴后亡的原因；其次务必要爱民。”周公又把上述嘱言，写成《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作为法则送给康叔。《康诰》《酒诰》《梓材》可以看做是周公对新征服地区的施政纲领。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的是使殷民在连续两次大动荡之后安定下来，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但又不是一味迁就，对饮酒成风，不孝不友是毫不客气的。康叔到殷墟后，牢记周公的叮嘱，生活俭朴，爱护百姓，使当地吏民安居乐业。

周公总结了夏、商两代的兴亡教训，认为夏、商的兴起是由于他们的先王敬德，而其最终灭亡也是由于“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没有从事“德”的修养，违反了德治的方针所致。周人之所以兴起，也是因为世代有“德”，他们的祖先能够“积德行义”。

许倬云指出，正是这一历史发展，“刺激周人追寻历史性的解释，遂结合可能确曾有过的事实（如周人生活比较勤劳认真，殷人比较耽于逸乐）以及商人中知识分子已萌生的若干新观念，合而发展为一套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历史观及政治观。这一套新哲学，安定了当时的政治秩序，引导了有周一代的政治行为，也开启了中国人道精神及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28]。

西周时人所谓“德”，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即“外得于人”（“保民”“惠民”）、“内得于己”（“敬忌”“无淫”）。“敬德”首先要无逸节性，就是节制个人的物质生活欲望，使其控制在适当的程度以内。过分追求物质生活享受是不道德的，而且很危险。“敬德”就是要加强自身的品性修养。周公提出了个人德行高尚的典范。他认为：“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尚书·周书》）这四个王最圣明，其中以周文王为最。在周人看来，文王的德行是后代学习的榜样。是否继承文王之德，是有没有德行的基本标准。

周公提出了效法文王德行的具体要求：（1）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尚书·周书》），即先体验种庄稼的艰苦，然后再过安逸的生活。（2）“咸和万民”，使万民同心同德。但是要以“怀保小民”即“惠民”为前提。（3）反对“惟耽乐之从”。为王的不要过分贪图欢乐、安逸、游览和畋猎，应为万民多做些事情。

“保民”主张的提出意义重大。当时统治者认为，夏、商亡国的根本原因不在天而在于民，激怒了人民，什么天命都将无济于事，因此主张当政者应“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周人强调“保民”就是“敬天”，就可永享“天命”，而“敬天保民”就是“敬德”，就是“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尚书》）。“保民”思想的提出较之商代只注重天命鬼神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也是周初统治者“明德”思想的核心所在。

周公的德治思想影响很大，响应者相当多。春秋时代，列国卿大夫中涌现出很多德行高尚的贤者，如鲁国的柳下惠、臧文仲，齐国的管仲、晏婴，卫国的蘧伯玉等，都是非常杰出的代表。孔子最崇拜周公，孔子思想的源头是在周公。孔子创立的儒家，把周公的德治、礼治思想理论化、体系化，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中国人的人生取径。修身是立身之本，本立而道生，身修而后家齐，才能去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培植了中国社会道德理性文化的深厚沃土。

【注释】

[1]参见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参见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3]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2页。

[4]徐旭生：《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5]《光明日报》2018年5月28日。

[6]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313页。

[7]施治生、郭方主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9页。

[8]龚书铎总主编，廖名春主编：《中国文化发展史》先秦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63—64页。

[9]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7页。

[10]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4页。(www.daowen.com)

[11]张光直：《商代文明》，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42页。

[12]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2页。

[13]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3页。

[14]樊树志：《国史大纲》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15]樊树志：《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25页。

[16]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17]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18]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页。

[19]龚书铎总主编，廖名春主编：《中国文化发展史》先秦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69—70页。

[20]龚书铎总主编，廖名春主编：《中国文化发展史》先秦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

[21]张荫麟：《中国史纲》，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6页。

[2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9页。

[23]樊树志：《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页。

[24]龚书铎总主编，廖名春主编：《中国文化发展史》（先秦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2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0—31页。

[26]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27]郑师渠总主编，王冠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先秦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页。

[28]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