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文化一脉相因，在总体上呈现出许多共同的特征。张光直指出：“从社会组织的特性和发达程度来看，夏商周似乎都具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城邑式的宗族统治结构。夏代是姒姓的王朝，商代子姓，周代姬姓，姓各不同，而以姓治天下则是一样的。君王的继承制度，三代也有基本的类似。……而且三代之间不但在王制上相似，而且至少商周都有贵族分封治邑的制度，这种制度和古代城郭的起源分不开。城郭的建造也是三代共同的特征。”^[13]

夏之后的商王朝在社会形态上与夏王朝并无区别，但它健全了古代阶级统治的机制，加快了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其势力所及也远远超过夏王朝。《诗经·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反映了商王朝已经成为强盛的国家。特别是商代中期盘庚迁殷后，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文明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如果说，夏和商之间在社会形态上还变化不大的话，那么，周代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文化创制等诸多方面，周代与夏商时代都有大的不同，大的变化。实际上，之前，可以看做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奠基的时期，而到了周代，则是比较全面的文明创制的时代。周代文化确定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使在原始农业文明中孕育的文化基因、文化种子，成长为一个比较完备的文化体系，一个枝繁叶茂的文化之树。我们现在说的中华文明，都是在周代文化的基础上展开的。

西周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完备了各项社会制度建设，此种制度成为以后数千年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建设的基础和出发点。周人在进行政治制度的建设中，也接受商人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即所谓“周因于殷礼”。《周书》中屡说殷先哲王，甚至尊崇殷先王的地位，并赞佩“唯殷先人，有册有典”，这正说明周人要学习商人的传统。

西周在商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以宗法血缘制为纽带、以礼乐为核心的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新文化具体表现在西周将礼乐从原始巫术中分离出来，推广及人事领域，并在此基础上使之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典章制度。

周公被认为是周朝礼乐制度的制定者。他为周王朝制定新的政治制度，是后世为政者的典范。自春秋以来，周公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视为圣人。他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圣之一。

古代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形成阶段，礼的作用十分重要，其本质在于它是氏族、部落内部和相互间的关系准则。礼起源于原始先民的仪式活动，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礼乐制度已初现端倪。夏商的礼乐主要用于敬神和庆典。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就是对夏商以来的礼乐进行增删、修改，加以厘定、增补、汇集，渐渐成为法定的制度。周礼是夏礼、殷礼的继承和发展，但周公制礼作乐，并非仅仅是改造殷人的祭祀典礼和置换典礼所用之乐歌，而是涉及了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www.daowen.com)

“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是一个处理等级社会人际关系的新伦理规范体系。”^[14]《荀子·礼论》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周代的礼制是周代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集中体现，内容相当广泛，从道德标准到统治原则，从家族关系到政权形式，几乎无所不包。而其宗旨就是“别贵贱，序尊卑”。《礼记·曲礼》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当中都有合适的等级地位。

礼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亲亲”，二是“尊尊”。所谓“亲亲”，意指要亲其所亲，“尊尊”就是尊其所尊者。前者反映了当时的血缘关系，后者则是对当时政治关系的一种规定。历史学家樊树志指出：“‘礼’的起源是以贫富分化、等级分化为前提的，反过来‘礼’的形成又稳定了贫富分化、等级分化的社会秩序。因此，‘礼’并非‘礼节’‘礼貌’那么简单。‘礼’的本质是‘异’，即差异，用来显示社会中各等级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的各色人等之间，必须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用来显示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间的差异，绝对不可混淆……这样就形成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人人必须遵守，不得有所逾越。如果大家都遵守‘礼’，那么这个社会的运行就非常有序了。”^[15]

礼是周人为政的精髓，是周天子治天下的精义大法。苏秉琦指出：“‘周礼’是国家大法，是周人建国治国的系统理论，以一个‘文’字代表典章制度的制度化，是国家已成熟的表现。殷人还未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孔子要以周为主。”^[16]

周文化是一种“尊礼文化”。西周时代的礼乐制度对于后世的文化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周公的“制礼作乐”，对于中华文明贡献是巨大的，基本上规定了中华文明的道德主义传统和社会文化规范。

吴小如指出：“周代礼仪制度奠定了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基础，此后各个朝代虽然都把制定礼仪作为立国之本，但基本没有超出周礼的框架，只是在一些具体制度上有所演变。因此，我们只要理解了周礼，就可理解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基本构成。研究周代礼仪，主要依据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礼学专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在汉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三礼’一直是各朝制定礼仪制度依据的经典著作，因此被列入‘十三经’，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17]

西周时期的制度建设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石器时代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主要是在物质文明方面，是农业的生产方式确定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而三代，特别是西周时期，主要的贡献在制度文明建设方面。西周的制度建设成为以后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制度文明的出发点和基础。因此，“西周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源头”^[18]。比如，在春秋时期，当颜渊提出有关治理邦国的问题时，孔子便明确地解答：“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论语·卫灵公》）孔子把三代作为国家建设管理的理想模式。